社会学家说：“退休后最傻的六种老人，第一傻，退休了还去找事儿做。第二傻，退休工资舍不得花。第三傻，把钱全留给子女。第四傻，喜欢为子女操心。第五傻，有病不舍得去医院。第六傻，爱管闲事儿，倚老卖老。”

1983年，北京三里河，已经七十二岁的杨绛，依旧每天早起，泡一壶茶，坐到书桌前。当年为翻译《堂吉诃德》，她四十多岁从零自学西班牙语，耗费二十余年；译稿在动乱中被毁，她重新动笔，译本在1978年正式出版。到八十年代，她依然没有停下笔墨，持续校订旧稿、读书写作。

那时候钱锺书还在，两人同住一栋旧楼，水泥地面，墙面素净，家具简单。杨绛伏案，钱锺书撰写《管锥编》，各守一张书桌。有人劝她年岁大了，不必这么辛苦，好好歇歇。她只是说，不读书译稿，又做什么呢。

她本就没有世俗意义上的“退休”。整理文稿、翻译、治学、照料钱锺书，一件件事一直扛在肩上。动乱年代，她也曾受冲击，扫厕所、接受批斗。风波平息之后，她没有选择停下。后来她翻译《斐多》，写下《我们仨》，耗费巨大心力整理钱锺书数万页手稿，一桩桩工作，安静落在那张旧书桌上，直到生命尽头。

按这段说法的标准，第一条她就“中招”：年纪大了还不肯清闲，坚持做事。翻译是极磨人的苦差事，当年辛苦学西语，稿子被毁又重来，换作旁人，到这个年纪或许就放下了。她没有，她把这件大事做完了，留给后世读者。

她也没有把积蓄、版税全部留给孩子。她和钱锺书把巨额稿费捐给清华，设立“好读书”奖学金，资助贫寒学子。晚年她一直安守简朴旧居，阳台没有装修，灯管坏了自己踩着梯子更换。不是没有钱，是她选择把财富放在更长久的地方。

对照这六条所谓的“傻”，杨绛只占了第一条：到老依然坚持做事。可正是这份旁人眼里的“傻”，填满了她漫长的晚年。后来钱瑗先走，1998年钱锺书也离开了她，偌大屋子里只剩她一人。之后十八年，她靠着读书、译稿、整理遗作支撑自己。

她走到105岁。留下的译作、散文、手稿，静静存放在图书馆，供一代又一代人翻阅。

我自己的看法很简单。“傻”不傻，要看适合什么样的人。
选择清闲养老，享受退休金，少操劳，是很安稳的活法，无可厚非。杨绛不是不知道歇下来舒服，只是她清楚，一旦无事可做，屋子会更加空旷。文字、书稿、未完成的工作，替她托住了岁月，把孤独漫长的日子稳稳立住，一直到生命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