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文章说，戴笠一生情人众多，陈华是他最特殊的女人，没有之一。


1941年夏天，重庆军统局接连处理了几桩家属问题。5月，戴笠在内部会议上斥责部下的男女关系；6月，缉私总署副署长赵炎五因准备纳妾，被免去职务。到了9月，连工作人员的妻子能否留在重庆，也成了军统内部争执的事情。

戴笠要求下属将家眷迁出重庆，理由是战时任务繁重，不能让家庭拖累工作。
唐纵曾对此表示不满。偏偏戴笠自己长期与女性保持密切往来，其中一个便是陈华。她既与戴笠有私人交往，又参与过他经营的秘密关系网络，身份与那些被要求离开重庆的军统家属颇不相同。

陈华早年与杨虎相伴。杨虎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熟悉上海的军政人物。
陈华由此接触到的，有地方实力人物，也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和家眷。她没有指挥特务处的职权，却拥有自己的交游圈子。这些关系早在她认识戴笠之前就已经形成。

1932年，蒋介石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戴笠奉命主持特务处。

成立之初，这个机关人少、经费有限，却要在各地设点，搜集党政军及社会各界的动向。戴笠依赖黄埔同学、特务训练班和熟人介绍扩充队伍，上海又是必须经营的地方。

特务处在上海设立情报组织，后来还在天津布置行动组与秘密电台。
训练班负责培养人员，外勤机构负责收集、传递情报。陈华在这一时期与戴笠相识，两人的私人交情逐渐延伸到人员联络。

陈华晚年谈起过替戴笠介绍刘戈青、李福让等人的往事。
刘戈青在1935年进入戴笠的秘密工作系统，此后参与上海的行动工作。人员是否录用、接受什么训练、派往何处，仍由特务处安排。陈华原有的熟人圈与戴笠掌握的组织权力，就这样发生了交集。

1937年上海沦陷，军统必须在日伪控制的城市继续维持联系。
杨虎转往后方，陈华与田淑君则仍在上海、香港之间活动，两人都曾协助军统上海区进行地下抗日工作。

沪港之间的交通、身份掩护和地方交游，在战时变得比往日更加敏感。军统工作人员不能随便暴露身份，秘密联络也不能公开进行。陈华原有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她可以借助过去的交游接触有关人物，再与军统的地下工作发生联系。

这种利用社会关系开展秘密工作的办法，戴笠并不只用于陈华一人。
1939年6月9日，戴笠从重庆发电，安排上海区接触工程师陈三才。陈三才认识一名愿意提供汪伪情报的白俄人员，军统准备通过这条关系获取消息。牵线者是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朱世明的妻子谢文秋，具体接洽还须交给上海区人员办理。

谢文秋与陈华都拥有军统正式编制之外的人际联系，但二人参与的事务各不相同。陈华、田淑君在沪港两地协助地下工作，谢文秋则参与了陈三才的联络。秘密机关通过这些社会关系找到接触对象，再由内部人员负责具体行动。

另一位与戴笠私交密切的女子余叔恒，经历又不同。
余叔恒早年在缅甸仰光承担军统工作，1941年赴美国求学。10月25日，戴笠发电要求驻美副武官萧勃照料她，涉及余叔恒的来电须加注“亲译”。

12月，戴笠又请萧勃同余叔恒商量，为宋子安的婚礼选购礼物。到了26日，他还专门过问余叔恒保管密码本会不会触犯美国的规定。

1942年，戴笠多次让萧勃把自己的行程转告余叔恒。即使相隔太平洋，双方仍通过电报维持联系。余叔恒既接触过军统的具体业务，又能参与戴笠的私人通信和重要人情往来。

陈华长期往来上海、香港，余叔恒则远赴美国。两人都与戴笠有私人关系，也都接触过秘密工作。陈华依靠早年形成的地方交游活动，余叔恒还获得了戴笠通过驻外人员安排的照料。戴笠能够调动的资源，分别进入了她们的生活。

抗战胜利后，军统面临改制。1946年1月，戴笠建议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整组织；3月，蒋介石要求研究将军统、中统的业务分别并入正规机关。警察系统的归属随即成为争执焦点。

3月14日，戴笠从北平致电毛人凤，批评李士珍试图拆散军统，争夺警察系统的领导权。毛人凤认为电报措辞过重，与潘其武商议后，决定另拟文稿，再与戴笠讨论。戴笠仍在为军统保留多少权限与其他官员争执。

3月17日，戴笠乘机从青岛出发，飞机在南京附近岱山坠毁，机上十三人全部遇难。
戴笠去世后，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继续处理组织改制。原军统局的部分人员和业务进入新的机构，原来的权力关系随之调整。

陈华后来去了香港，开理发店谋生。
她与戴笠的私人联系随着1946年的空难终止，过去协助军统工作的经历，也没有使她成为改制机构的领导者。

戴笠留下的情报组织继续由正式官员接管，陈华则离开了那个曾经熟悉的军政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