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侍从室，权压五院，杀人不见血，是民国最恐怖的神秘机构。


1943年7月，侍从室第三处主任陈果夫想往第六组安排一两个人。
人选来自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按第三处的人事业务，本该有推荐的机会。

可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没有接受。他写信请陈果夫暂缓，又让副主任张厉生另外推荐三四个人，准备面谈选用。

第六组负责情报，归陈布雷掌管；第三处管干部调查、登记和考核，主任陈果夫在国民党内也有自己的势力。两位蒋介石亲信，连一两个情报人员的去留都要各守权限。陈布雷的第二处用人，一直由蒋介石授权他自行选择。

侍从室内部没有一个可以替所有部门拍板的总管，几位主任直接向蒋介石负责。

与此同时，侍从室以委员长的名义向行政院、各战区和地方政府传递文件。
各部会能够自行签发普通公文，遇上蒋介石直接交办的事务，还得按照他的指示办理，并通过侍从室报告有关情况。

抗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处理军令军政，行政院管理一般行政，国民党中央机构还负责党务。军队调动、地方财政、干部任免，牵涉几个系统的事情越来越多。

蒋介石身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总裁，重要事项常要送到他面前。
1933年南昌行营的随从参谋班子逐渐扩大，1936年正式设立侍从室；原来跟随外出、整理电报的人员，后来承担起跨部门公文的审核与传递。

送进侍从室的报告并非原封不动地交给蒋介石。
负责军事的幕僚审核部队情况，政治事务由陈布雷主持的第二处处理，重要文件附上意见再呈阅。

蒋介石批示后，侍从室又将命令转给有关部门办理。它不占五院的法定席位，却能参与决定一份报告如何被呈递、一项指示由谁承接。

在军官任用手续上，侍从室还得到过代批权限。

张治中主持第一处时，团长以上军官的任命原本都要蒋介石核准，耗费大量时间。张治中与何应钦商量，改成少将以上仍送蒋亲批，其余人事案由他签署“奉谕照准”。

一批军官的任命手续从此可以在侍从室完成。签字的是张治中，用的仍是蒋介石授予的权限。

1940年桂南会战结束后，侍从室还曾建议裁撤桂林、天水两个行营，涉及地方军事指挥机构的设置。这样的建议进入蒋介石的决策程序后，相关军事机关还须承担具体调整工作。

党政干部也进入这套调查和呈阅程序。
1939年7月，陈果夫主持成立第三处，初设调查、登记、考核、分配四组。干部履历、服务成绩、训练班学员情况，被收集成档案。

第三处能向蒋介石提供用人情况，也参与人员安排。
调查中的评语，可能影响一个人能否被推荐，但实际任免仍须经过相应机关；陈果夫甚至无法越过陈布雷，直接给第六组安排人员。

情报工作也有专门的办理渠道。
唐纵参与第六组工作，负责汇集情报、了解有关机构的活动。军统、中统自有组织和人员，第六组起初难以有效考核这些势力强大的机关，后来才逐步建立统计和档案。

侍从室参事室还派人查访战区军官及特工人员的活动，遇到特工越权、地方投诉的案件，蒋介石也会交它签办。调查、审核可以由侍从室承担，具体行动仍涉及其他情报和军事机关。

1940年，侍从室检查此前发出的手令，逐一查问办理情况。有的机关迟迟不回复，有的答复已经照办，实际工作却没有落实。重庆市政府呈报节约用电措施，检查发现并未真正执行。侍从室可以催问、登记、上报，却不能替重庆市政府逐项办完行政事务。

侍从室代蒋传达的手令进入各部会后，有些又被当作部门向下级发文的依据。
1941年底，财政部限制后方购盐，通电直接抄入蒋的手令，连每人每月限购八两都写在里面。蒋介石随即要求纠正。

1942年1月，相关规定明确：部会应按手令意旨办理，向下属发文则用本机关名义，不得把手令照抄成通令。蒋介石亲自发令，实际行政工作仍须借助各部会完成。

到了1944年底，蒋介石安排第一处每周联系各战区司令长官，每月询问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的兵员、经费、训练困难；第二处则定期联系省政府和省党部。
各地重要情况继续汇往侍从室。1945年2月，宋子文要求各部会一般公事不要随便呈蒋，陈布雷对此并不乐观，因为蒋介石长期习惯亲自处理军政事务。

抗战结束后，侍从室被裁撤，军政业务分别转入国民政府参军处、文官处。

1945年11月16日，第三处将移交中央组织部的文卷清册函送文官处。20日，文官长吴鼎昌复函，确认清册已经收到，留存备查。

侍从室撤销以后，原先经它处理的人员文卷，仍按移交手续进入有关机关继续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