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楠：晚清、民国学者所构建的“今古文之争”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这一研究框架可谓影响深远。它不仅塑造了近代经学史叙述的基本格局，更成为几代学人理解两汉经学发展的基本范式。“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数次“斗争”，似乎串联起了汉代经学四百年的发展史，也为《左传》《周礼》《毛诗》的兴起提供了一套看似合理的解释方案。百余年来，也有很多学者提出商榷，指出两汉时期“今文”、“古文”所指实非学派，今古文之争出于晚清以来的建构，并不能真正反映汉代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今古文斗争框架建构的目的，本在于解释两汉经学的长时段演变；而其建构过程，却处于现代史学尚未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我们也可以很确定地说，这一研究框架对两汉经学的解释其实是失效的：以今古文升降来分析两汉经学史，既无法说明时间上先后事件的关联逻辑，也难以构成学理上的发展线索，自然也无法实现其建构的初衷。以“今文”与“古文”、“守文”与“博通”这样简单对立的范畴来分析贾逵、李育、班固、王充、许慎、马融、何休、郑玄、蔡邕，既不能彰显其共通特点与相异之处，也不能申明其解经思路的独特创革与时代关怀。然而真正的困境在于：学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今古文经学对立框架出于后来建构，却又无法在“对立”、“斗争”以外，寻找到新的、更具解释力的叙事线索。正如汉学宋学、吴派皖派等学术史概念，固然在总结归纳上存在种种问题，据之演绎推论更是方枘圆凿，但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因其简明清晰，始终是最易被接受和记忆的认知捷径。我在《唐宋官私目录研究》后记中提出过一个思路——“重启试试”，也就是回到问题的原点，重新推导古代书目的登录编纂过程。在本书中，我期望对经学与经学史进行一次这样的“重启试试。经学丰沛的生命力源于持续不绝的阐释实践；经学虽然极具本土特色，其演进脉络也依然契合学术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从经学阐释形式与内容的发展变化人手，应当可梳理出一条更贴近历史实际的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