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 唐代前期州县的行政构架，是基于六部政务划分所设计出来的一套与中央的对应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不论机构和官员设置，还是运行机制，都难以完全契合地方政务处理的要求，这种状况在县级政务运行当中表现尤为显著。可以说，唐代前期的地方政务运行机制本身就有要求变革的内在动力，而中唐以来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变化，又恰好为这一要求提供了外在的契机。

使职行政体系的确立，安史之乱造成的藩镇力量的增强，可以说都对处于基层的县级行政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往研究对于军事力量过于强势对州县治理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有很多关注，毋庸置疑，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并且藩镇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攫取了以往州县的部分权力。不过，如果把视线稍稍离开权力争夺而放到地方治理这一角度来观察，实际上会发现藩镇的强势其实将使职差遣体制这种不同于之前的管理模式带入了地方治理当中去。这种管理模式的介入在某些方面更好地实现了高效治理的目标，也理顺了原来体制和机制矛盾所带来的很多问题。尤其从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的转变和基层治理目标的实现上看，军事力量介入地方管理提供了改革的契机，为宋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的转变带来了助推力。所以，在考虑地方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时，中央地方的关系和两者的权力消长，固然是值得重视的切入点，但是从治理目标的实现方面考虑，则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割据势力，根本上都要完成对基层的有效管理。故而军事力量强大带来的影响并非仅是负面的，藩镇在介入基层管理的过程中，其部分治理方式逐渐被地方官府吸收，促进了新的管理模式的产生。

将宋代以来乡书手的入县和县尉的下乡结合起来考察，宋代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这种趋势就越发明显。虽然从唐宋两朝的情况看，宋代基层社会的力量较之唐代基层社会更为强大，对县级政权的权力运作有很大的影响，不过，地方社会力量的增强和国家对基层控制的深入，并非总是矛盾和对立的，不能认为宋代因为地方社会力量的加强就导致了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力的削弱。国家与社会在不同层面和不同事务当中，互有进退，既有对抗也有合作。从县级政府对民众管理模式的变化来看，宋代没有与唐代里正类似的统领整体基层事务的基层管理者，而又将在基层赋税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乡书手纳入县吏管辖，可见唐宋之际国家权力逐渐深入基层社会，乃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引文段落顺序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