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记住，我们是在回顾一个不曾明确区别宗教、政治和哲学的时代。上帝创造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两者有着同样的等级秩序，这是前现代的思想家们所信奉的。政治领域如果组织得当，就会复现自然领域，这通常都被当作证据，证明政治领域里一切都运行良好。我们大抵视之为单纯隐喻的东西，在现代早期却被认为是在复现上帝创世的真实性质。

举例来说，政治象征主义（political symbolism）毫无疑问常常关联着宇宙论，政治话语里也经常涉及对象征主义的正确诠释。在托勒密对天体的安排里，太阳作为最常见的关于国王的象征，只是行星之一，这就暗示国王与贵族（由众行星表现）共享政治权威，国王的权力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贵族来代行。然而，人们认为哥白尼的框架更容易支持更专制的君主制。随着君主们越来越多地主张施行专制统治，压缩地方乡绅的权力，哥白尼的宇宙论也就越来越有用处。这并不意味着，能够随意地把哥白尼的宇宙论作为新秩序的图景提出来，不过是给专制者提供了方便：能够寻得自然的支持以佐证他们的政治主张，对于这些人来说几乎至关重要。只有按照这种方式，他们才能让那一普遍的期待得到满足，即在上帝创世时宇宙的秩序以一种特别明显的方式反映着社会的秩序。对我们来说这类说法简直就是隐喻，但在现代早期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期待，出自对感应的信奉（这一观念指上帝创世的各个不同部分分别与其他部分相感应，从而透露出上帝的意旨）。政治方面的新安排必须从自然安排的角度被正名，否则就不自然，不可行。不必将此理解，哥白尼及其追随者特意提出这种天文学，就是为了推进其在政治方面的信念。可是，哥白尼日心说越来越多地被接受，也许确实可被看作一个迹象：在看待何事物的自然秩序方面已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类似的论证着眼于隐喻的意识形态力量，甚至被用来解释在中世纪或者现代早期的技术里何以不曾有自动调节或者反馈的装置。……要想理解技术史的这个方面，必须考察“钟表”隐喻在现代早期欧洲文化里的重要性。自13世纪末机械钟表发明以来，钟表越来越多地被看作一个关乎世界秩序和规律的隐喻。上帝被看作一位钟表匠，钟表的运行展现了一个人要完成其所被安排之角色并遵守体系之权威的重要性；通过联想，这又成为关乎专制君主制之有效性的隐喻。当然，这隐喻也经常出现在机械论哲学家们的著作里：成为生动地说明他们的新哲学的一个便利方法，给机械论世界观提供支持，与此同时，也为这隐喻本身赢得更多的号召力。

然而，尤其是在17世纪末，相比于欧陆，在英国关于钟表隐喻更多的是持保留和模糊的态度。钟表在这里通常是一个关于严苛控制和无意识压制的隐喻。完全可以说，这隐喻在英国备受鄙薄，与其在欧陆备受推崇，原因是相同的：都把它作为绝对权威的象征。因此，有关钟表隐喻的相反态度正反映出不同的秩序观念：欧陆是威权式的，英国则是自由的。

英国在17世纪后半叶已是欧洲钟表业的领军者，但英国的钟表都是实用型的。欧陆生产的钟表庞大、精致，常常内置有展现天体运动以及宇宙隐喻的其他精巧之处的自动机械。就像英国的钟表匠们把钟表弄得特别小一样，他们的同胞也对钟表隐喻有所打压。随后，英国的工程师最先研制出自默隐身的自动调节装置（完全不同于更壮观的钟表技术）用在各种机械上。可在这里，我们也许仍然能够察觉到那理所当然的有关正确社会秩序的信念所赋予的无意识的灵感，毕竟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在光荣革命以后经常被说成是“制衡”、平衡或者其他与自行调控有关的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