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科举制度真的公平吗?程序层面，清廷的防弊设计堪称严密。糊名使考官不知考生姓名籍贯，誊录再由专人将试卷重抄一遍，使考官无法辨认笔迹暗记。搜身、具保、锁院等措施层层叠加，目的就是将“考场文章”之外的一切因素尽量排除在录取标准之外。何炳棣对近四万例进士、举贡的统计也显示，祖上三代无功名者一度占到四成以上，说明这套程序并非全然空转，社会流动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发生着。

然而，这种“程序公平”的边界极其分明。首先，资格本身就是筛选。贱民子弟——门子、长随、乐户、蛋户、丐户等——被明令排斥在考场之外，除非改业并经数代之后方可应试。其次，女性自始至终被完全排除在科举之外，这并非细枝末节的遗漏，而是占人口约半数者在起点上就被取消了资格。再次，即便在“良民”内部，文化资源与教育成本的分布也极不均衡。潘光旦、费孝通的统计显示，科举功名者超过半数来自城市，而当时中国九成人口居于乡村。所谓“寒门”能够胜出，往往仍需宗族、书院或地方资助的支撑。到了清代中后期，随着捐纳制度日益泛滥，金钱可以直接换取监生、贡生资格乃至举人功名，“正途”与“异途”的界限被不断侵蚀，进一步压缩了平民子弟的上升空间。

分省取士常被视为一项“公平”设计，它确实照顾了边远省份，但本质上是在地域之间做名额调配，而非在个体之间实现平等竞争。一个出生在文教鼎盛地区的寒士，与一个出生在边远地区的士子，面对的录取概率并不相同；这不是个人能力的差异，而是制度性的地域配额使然。

因此，清朝科举的“公平”是一种有边界的、程序层面的公平。它在“谁有资格进入考场”和“考场之内如何评判”的范围内做到了当时条件下近乎极限的严密，却从未追问考场之外的不平等——身份等级、性别排斥、教育资源分布、金钱对功名的渗透。它对一部分人敞开大门，同时将另一部分人永久地关在门外。评价它，既不能因程序之严密而忽略起点之排斥，也不能因起点之排斥而否认它在传统制度框架内对“择优”原则的推进。它公平，但它的公平是有条件的、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