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说出扎心大实话，值得所有男人听听！​“女人是可以奋斗，可以不奋斗，她是有退路的。而男人呢，不管怎么样，必须奋斗，而且还有男人呢，他没地方去哭，不能跟女人哭，不能跟妈妈哭，更不能跟朋友哭，然后把所有的积蓄带回家，可能还会被想，怎么就只带了这点钱呢？殊不知男人挣钱有多辛苦。”

刘晓庆那段话，说男人没地方哭，把积蓄带回家还可能被嫌少。这话搁在朱自清身上，几乎能一字一字对上。

1940年前后，朱自清在西南联大做中文系主任，月薪四百一十八元。他有过两次婚姻，一份工资要拆成两半用，扬州那边有父亲和几个孩子，昆明这边有陈竹隐和年幼的儿女。陈竹隐写信来，说每月最低生活费需要两千两百元。朱自清在日记里写了一句：“为此我很不安。无法维持家用，真不知该怎么办，天哪！”

“天哪”这两个字，他写在了日记里，没写在脸上。

那几年昆明的米价飞涨，他在日记里记：“米价高达四百元，甚可畏，生活越来越困难了。”他不是没想办法。为了凑家人从昆明迁往成都的路费，他把从英国带回来送给陈竹隐的留声机和两张唱片，卖给了旧货铺，换了三百元，一家人才上了路。到了成都，住的是报恩寺边上搭的三间茅草屋，泥壁草顶，地面也是泥的。他后来走投无路，写信托俞平伯把存放在北京的几箱藏书卖掉补贴家用，信发出去又后悔，追加一封，叮嘱一本《谢灵运诗注》千万别卖，因为暑后讲课要用。可战时邮路慢，等俞平伯收到追加信的时候，书已经全卖了。朱自清又写信去问：方便的话，能不能帮我买回来。

一个教书的人，卖自己的书过日子，卖完了还想赎回来。这件事他做的时候，大概没跟谁诉过苦。他在公开场合留下的文字，是《背影》，是《荷塘月色》，是一个体面的教授、一个温和的父亲。那些“天哪”和“不知该怎么办”，全锁在日记本里。

刘晓庆说，男人不能跟女人哭，不能跟妈妈哭，不能跟朋友哭。朱自清那几年，能哭的地方大概就是那本日记。他把薪水领回来，搁在桌上，数字就那么大。陈竹隐信里说的两千二，他凑不齐。他带回家的那些钱，在那个数字面前，确实“只带了这点钱”。但那已经是他卖掉了唱片、考虑过卖掉藏书之后，能拿出来的全部了。

我自己的看法很简单。朱自清那本日记里的“天哪”，不是他一个人的。一个男人把力气使尽了，把能卖的都摆上了，数字还是不够，那种“不够”不是他的错。 可“男人不能哭”这句话把那种“不够”堵在了他一个人的嗓子眼里，堵成了日记里一声没人听见的“天哪”。他后来胃病恶化，四十八岁就走了。那几间茅草屋里的账，他到死也没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