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经济学家说：“当你体验过一天赚个几千甚至上万的时候，就会发现生活中任何不重要的人和事儿都提不起你的兴趣。因为你已经摸清了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70%的人际关系都是在消耗你的能量，而90%的烦恼都来自于你过度的共情。只有赚钱才是最高效的修行，也只有赚钱能让你看清什么是价值。真正赚过大钱的都懂，富在认知，在格局，钱只会留下配得上他的人。”

1925年秋天，四川合川，一个三十二岁的男人揣着东拼西凑来的八千块钱，跟人说，我要办一家轮船公司。在场的人看他像看疯子。那时候长江上跑的是英国船、日本船、美国船，中国旗在川江上几乎看不见。八千块，订一艘七十吨的小火轮都不够。

这人叫卢作孚。父亲是走街串巷卖麻布的，他小学毕业就没了学上，十五岁一个人跑到成都，住在免费会馆里自学数学和英语。后来编的教材被书局出版了。一个小学文凭的人，靠自学教过小学、中学，甚至大学。

他办轮船公司之前，干过革命，办过报，搞过教育。1924年，他在成都的通俗教育馆因为军阀打仗黄了，他下了个决心：弃学从商。

八千块钱，他拆开用。五千块买发电机和柴油机，回合川办了个电灯厂。全城人看热闹，煤油灯点了祖祖辈辈，谁要电灯呢。但汽笛一响，五百盏灯同时亮了。他要的就是这个：让乡亲们看见“科学的力量”，对轮船公司产生信心。船款还是凑不齐，股东们观望，不肯再掏。最后是合川县教育局局长陈伯遵从教育经费里挪了八千块，前任知事又出面找人借了几千，才把船接了回来。

借钱，挪款，拿发电厂当幌子给轮船公司拉信心。每一步都不体面，每一步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换一个人，光听那些“你凭什么”就能把自己劝退。卢作孚没工夫听。

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船得跑起来。

船跑起来之后，他的做法更“野”。别人跑货运，回钱快，他偏先做客运，赚“小钱”，因为老百姓坐帆船太苦了。他不收小费，票价低，准点开航，船员不许以貌取人。外国船上的中国乘客被当牲口一样对待，民生公司的船上，普通人第一次觉得“坐中国人的船，不丢人”。

然后他开始“化零为整”。长江上游二十多家中国轮船公司，恶性竞争，快被外国公司一个一个吞掉。卢作孚一家一家去谈，条件只有一个：不裁人，不降薪，原有人员全部留用。到1935年，他把长江上游的华商轮船几乎整合干净了。那些不可一世的外国公司，一家一家卖船收旗，退出了川江。

从一条七十吨的小火轮，到四十六艘轮船，承担长江上游百分之七十的航运，他用了不到十年。

你说他一天赚几千上万的时候，对“不重要的人和事”什么态度。他管着几千人的公司，住的是四十平米的房子，有人笑他“跟班都穿得比你漂亮”。他把“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写成了公司信条。他搞的钱，没往自己口袋里搁。他搞的是“让中国船跑在中国江上”这件事。至于别人怎么看他——一个卖麻布的儿子，一个小学毕业生，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疯子——他从头到尾没回过头去解释。

经济学家说，70%的人际关系在消耗你，90%的烦恼来自过度共情。卢作孚那辈子，该共情的地方他共了——老百姓坐帆船苦，他做客运；船员被外国公司欺负，他收编留人。不该共情的地方，他一寸没让——股东观望，他不等；外国人撤旗，他不送；别人笑他，他不听。他把共情搁在了具体的人身上，没搁在“别人怎么看我”上。

1952年2月8日，重庆民国路20号，天还没大亮。卢作孚在床边吞下了过量安眠药。遗书上只有两行字：借民生公司的家具，还回去；股票交给国家；以后的日子，靠孩子们。

一个管着庞大船队的人，死的时候名下分文全无。

我自己的看法很简单。赚钱这件事，在卢作孚身上不是“修行”，是劈柴。 他把钱当柴烧，烧出了船，烧出了航线，烧出了几千个人的饭碗。烧完了，柴没了，火留在那里。那些把钱当命的人，往往一辈子在攒，攒到最后，钱还在，命没了。卢作孚反着来。他把钱花在了自己看不到回报的地方，花完了，人也走了。但他花出去的那些钱，替他站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