醍醐灌顶的一段话：“一定要在挣钱容易的时候拼命存钱，千万不要随便消费。人不会年年走运的，你今年能赚钱，不代表你明年还能够赚钱。风口会停，机遇会走，好运可能就只有那么几年。”

1926年，徐志摩娶了陆小曼。徐家不认这门亲，断了经济支援。徐志摩的父亲撂下话：这个女人，徐家养不起。

徐志摩不信。他觉得自己能挣。

他确实能挣。那时候他在上海同时兼着三个大学的课，编杂志，做翻译，写稿子，一个月能拿到六百大洋，比鲁迅挣得还多。六百大洋搁在1920年代末的上海，够一个普通人家吃用好几年。陆小曼一个月花多少呢。五六百大洋。光是租的那栋豪华洋楼，月租就要一百块。家里雇了十四个佣人，司机、厨师、男仆、贴身丫鬟，一应俱全。名厨每天给她做最顶级的菜，化妆品要用最贵的，衣服要穿最时新的。包剧院，办派对，打牌跳舞，样样都是日常。

徐志摩那六百块，填进去，连个响动都听不见。

他舍不得给自己买衣服，衣服穿到破了还在穿。每个月只留三十块在自己身上，剩下的全给了陆小曼，还是不够。他给陆小曼写信，信里反复提到“银行欠款”。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去找前妻张幼仪借钱。张幼仪借了，每次都借。

后来陆小曼又抽上了鸦片。开销陡然而增。

1931年11月，徐志摩要从上海赶回北京。他没钱买机票，去蹭了一架免费的邮政飞机。飞机撞在济南的山上。他三十四岁。

陆小曼那年二十九岁。

徐志摩活着的时候，她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他死了之后，那根管子断了。徐家不认她，娘家也早败了。她断了经济来源。她后半辈子靠什么过日子呢。翁瑞午，一个跟她没名没分同居了二十多年的男人。翁瑞午养着她，供着她。翁瑞午1961年走了之后，她彻底没了依靠。

她开始画画。其实她早就会画，师从刘海粟，后来又跟贺天健学山水。但从前画画是消遣，后来画画是吃饭。1956年，陈毅在上海画展上看见她的画，跟人说，陆小曼是徐志摩的遗孀，得给她安排个工作。她被聘进了上海中国画院，每个月八十块钱工资。

八十块。跟她从前一个月五六百的花销比起来，零头都不到。

她晚年住在上海，日子过得紧。王亦令后来回忆，她整天斜倚在床上，看《红楼梦》，看还珠楼主的剑侠小说，因为“家中别无藏书”。她素服终生，从徐志摩死后，没穿过一件带红色的旗袍，闭门不出，谢绝一切阔气的宾客，舞厅一次没去过。

但她在那间没什么藏书的屋子里，做了一件事。她把徐志摩生前的日记、书信、翻译稿子，一样一样收拢起来，编《徐志摩全集》。稿子交给了商务印书馆，抗战打起来，出版搁下了。她等了很多年，等到1954年，商务印书馆找到了那份原稿。

1965年4月，她在上海华东医院走了。六十二岁。她走之前跟人说，想跟徐志摩葬在一起。徐家拒绝了。她的骨灰盒放在那儿，很久没人认领。直到1988年，她堂侄出钱，在苏州给她建了一座衣冠冢。

我说陆小曼，不是想说“挥霍的人没有好下场”。这话说出来太轻巧了，轻巧到像是站在岸上指点落水的人。她嫁给徐志摩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那是顶配的浪漫。一个名满天下的诗人，一个风华绝代的才女，两个人站在一起，就是民国最好看的一幅画。画里没人提钱。可日子不是画。

那句话里最扎人的几个字，不是“拼命存钱”，是“人不会年年走运的”。徐志摩能挣钱的那几年，就是陆小曼的好运。一个月六百大洋，来得容易，花得也容易。她大概从来没想过，那根管子有一天会断。断的时候，她二十九岁。后面三十三年，她靠一支画笔、八十块工资、和一个没名没分的男人，把自己撑到了头。

我自己的看法很简单。挣钱容易的时候，人最容易犯的错，是把“现在”当成了“以后”。 陆小曼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有本事。她会画画，会写东西，英文法文都拿得出手。可她在钱来得最顺的那几年，没有给自己留任何后手。徐志摩活着的时候，她花他的钱。徐志摩死了，她花翁瑞午的钱。翁瑞午死了，她才拿起画笔。画笔拿得太晚了。晚了，就只剩下八十块一个月了。

陆小曼晚年在那间屋子里，大概比谁都清楚一件事：那几年的大洋，要是搁下一点，哪怕只是一点，后来的日子也不至于那么紧。可那几年她没搁。她觉得明年还会有。明年没有了。

徐志摩那架免费的邮政飞机，替她把“明年”截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