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退休人员曾说，“不贪财，就不会被关进牢房里，不好色，就不会碰到太麻烦的事情。人呐，好也不要紧，坏也不要紧，要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如果清高，那就清高到底，无欲无求，别人也不敢小看。”

1941年，香港，梅兰芳对着镜子把留了多年的分头剃了，蓄起胡子。日本人要他出来唱戏，他指了指下巴说，我是演旦角的，这胡子一留，嗓子再好也没法唱了。

梅兰芳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定位”。

他出身梨园世家，祖父梅巧玲是“同光十三绝”之一，父亲早逝，伯父梅雨田把他拉扯大。他八岁学戏，十岁登台，二十六岁去了日本，三十二岁去了美国，四十岁去了苏联。他把京剧带到柏林、巴黎、伦敦，让西方人看懂了水袖和兰花指。外国人叫他“东方艺术大使”，国内叫他“梅老板”。他站在那个位置上，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跟谁吃饭，跟谁不见，都有人盯着。他自己清楚得很。

日军占领香港那年，他就在香港。他本来可以走，但没走成。日本人找上门来，要他去唱，他不去。日本人说，留胡子也可以剃掉。他把胡子留得更长了。

香港待不住了，他回了上海。上海也在日本人手里。汪伪政府的头面人物来请，他不见。戏院老板拿着合同上门，他躺着，说自己牙疼。有一回实在推不掉，他让医生给自己打了一针伤寒预防针，打完发起高烧，烧到四十度，日本人派人来看，看见他真病了，才没再逼。

那几年他没唱戏，也没了收入。他靠什么过日子呢。卖画。他画画不是从那个时候才学的，早年就跟王梦白、齐白石学过，画梅花，画仕女，画佛像。他在上海办画展，有人出高价买，也有人威胁他“小心点”。他把那些威胁搁在一边，该卖画卖画，该画画画。画卖不出去的时候，朋友接济，他接着，不觉得丢人。

抗战胜利那年，他剃了胡子，重新登台。嗓子歇了八年，不如从前了。但他在台上站住，底下一片掌声。那掌声里头的东西，跟八年前不一样了。

那位退休人员说，清高就清高到底，无欲无求，别人也不敢小看。梅兰芳那八年，清高到了底。日本人的钱他不挣，汪伪的面子他不给，戏院老板的合同他不签。他把自己的日子缩到只剩一张画桌，然后在那张桌子上，把自己活下来了。

我自己的看法很简单。清高这个东西，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是姿态。在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是骨头。 梅兰芳那八年，不是“选择清高”，是“没有别的选择”。他要是一边拿日本人的钱一边唱戏，嗓子照样响，钱照样挣，日子照样过。可他没走那条路。他把胡子一留，把嗓子一歇，把日子一缩。缩到不能再缩的时候，他还在画画。那支笔没停，人就散不了。

梅兰芳1961年走的，六十七岁。他这辈子，唱过戏，出过国，挨过炸弹，卖过画，留过胡子，剃过胡子。每一件事他都清楚自己为什么做。一个给自己定位定得这么准的人，别人想小看他，也找不到地方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