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复出任副总参谋长之后，十分关注部队训练革新，一贯主张战术要跟上武器装备发展，不能固守战争年代的老办法。 70 年代，随着外军坦克装甲防护升级，我军反坦克体系逐步转向火箭筒、反坦克导弹等制式装备，炸药包只是近距离应急手段，不再作为主攻手段。李达重视实战、反对教条化训练的思想



1979年11月，北京部队某军完成了一次军事考核。
七个加强步兵连参加，十九个课目、七十六项内容取得优秀成绩。与过去不同，这次不光考战士射击准不准、动作熟不熟，还考干部怎样组织指挥、不同兵种怎样配合作战。连各兵种在什么时机投入战斗，都成了训练中需要研究的内容。

1972年10月，李达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负责军事训练。当时全军已经开展反坦克训练，基层却缺少足够的合格教员，指挥员对现代装甲战的研究也需要加强。

1969年珍宝岛武装冲突后，北方边境的军事形势日趋紧张。
11月20日，中央军委要求全军加强打坦克训练，增加打飞机和防护训练内容，改变过去单兵技术训练偏多、战术训练相对薄弱的状况。

面对有步兵和炮火掩护的坦克群，战士即使熟练掌握爆破技术，也很难独自完成阻击任务。指挥员需要组织反坦克火力，选择阻击地形，安排工兵设置障碍，还得掌握步兵与炮兵之间的协同。那时部队虽然已经装备火箭筒、无后坐力炮和反坦克炮，但各单位装备条件不一，新型反坦克导弹尚未普遍列装。近距离爆破仍是一些分队必须掌握的手段。

基层教学同样面临困难。训练战士使用火箭筒，需要熟悉武器性能；指挥一个加强步兵团迎击坦克群，连长、营长、团长都得掌握组织指挥的本领。

1972年4月19日，中央军委要求办好教导队，轮训基层干部。同年9月，总参谋部提出加强军事训练的方案。李达到任后，参与推动这些部署落实，组织编写教材、制定训练措施，恢复和改进干部训练制度。

这位老参谋长曾经亲历过正规化训练受到冲击的过程。
1955年，李达在训练总监部负责制定全军训练计划。那年11月，解放军在辽东半岛举行陆海空军协同抗登陆演习。1956年，又组织全军战术射击和战斗训练法集训，逐步建立统一的训练课目。
1957年，围绕正规化训练和学习外军经验发生争论。李达与萧克主张，先进军事技术应当学习，机械照搬的缺点可以纠正，但不能因此废除正规条令和训练制度。1958年，两人受到错误批判，李达离开军队训练岗位。

1973年，重新主持军训工作的李达参与全军战备训练领导工作，就教导队建设、训练时间和教员安排提出建议。同年9月中旬，他率工作组到银川等地，在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陪同下检查战备工作。

济南军区的反坦克训练也逐步发生变化。
1972年，军区集训反坦克骨干两万多人，随后建立二十三个训练点。为了让步兵练习对付运动坦克，部队把步兵反坦克训练与坦克驾驶训练协调起来。同一批车辆既供坦克兵练驾驶，也供步兵练识别目标、选择射击位置和配合行动，减少了单独调车的消耗。

1974年，济南军区组织加强步兵团在运动中歼灭敌坦克群的研究性演习。步兵、炮兵、工兵和民兵参加协同训练，作战编组、火力安排、指挥通信和后勤保障都被纳入研究。训练也从固定目标逐渐转向运动目标，从模拟坦克转向实车，从单兵技术扩展到团一级的战术组织。

炸药包却没有立即退出训练场。
同年，济南军区举办反坦克器材技术革新现场会，展出成果一百多种，其中包括改进的爆破器材。一些单位仍要求战士练习在坦克运动时，把爆破器材送到目标部位。

但训练场上的坦克按预定路线行驶，实战中的坦克可能伴随步兵、机枪和炮火。战士能否接近目标，往往比炸药包本身的威力更难保证。

1974年，李达在河南临汝视察时，对把炸药包近战当成普遍打法的做法提出批评。随着装甲防护技术发展，继续过分依赖这种高风险手段，已经难以满足反坦克作战需要。火力配置、阵地选择和不同兵种之间的协同，逐渐成为训练研究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新的反坦克武器正在研制。
1973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红箭73反坦克导弹研制任务，北京工业学院和有关工厂、研究所参加攻关。1977年，红箭73取得研制成果，随后进入进一步定型和生产阶段。在新装备逐步列装以前，基层仍须依靠现有武器，把射击、爆破、障碍设置和协同动作练好。

1978年11月，经中央批准，1958年针对萧克、李达等人的错误结论被撤销。军队的正规化训练和院校建设继续恢复。

1979年，北京部队某军进一步调整训练考核办法，对新兵侧重基础训练，对老兵加强多种武器使用和协同能力训练。干部考核也从单项技术扩展到战术组织指挥，过去考战士多、考干部少的情况得到改变。

1980年1月，李达转任中央军委顾问。红箭73开始逐步进入批量生产和装备阶段，各部队也继续改进训练制度。步兵面对坦克群时，已不再只练个人怎样接近坦克，还要练整个分队怎样利用现有武器、障碍和其他兵种的火力完成作战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