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尹锡悦在首尔高等法院的二审结案庭审上，对着满庭的人说“总统太难做，干满5年，怕是连正常寿命都活不到”。同一天同一间法庭，特检组再次求处他死刑。一个诉苦，一个要命，这两句话碰到一起，味道就全变了。
　
法庭上最避重就轻的一段，是他把妻子金建希搬了出来：金建希劝他好好享受总统职位就行，疯了才去搞戒严，把自己累成这样。他自己还补了一句，从没想过长期独裁。这套说法巧就巧在，把一桩关乎宪政的指控，改写成了一个人累不累的家务话。你想想，戒严令谁签的，军队往哪调的，他一个字没碰。
　
“没有理由犹豫是否判处死刑”，特检组这句话硬得没有缝，而且没有顺着苦情往下接，直接扣住一个要害：尹锡悦不是克制，只是没得逞。戒严令是他亲手签的，军队是他往国会派的，最后收手，是民众先一步把路堵死了，不是良心发现。
　
苦情牌打到这个份上，凭什么让法庭信他本来就没打算干？主动刹车的人，可以谈悔意，撞了墙才停的人，只能说没成。他没想过长期独裁这话，没人能当庭验证，戒严令上的签名和派往国会的军队，却一件件摆在那里，谁都查得到。拿查不了的心思去抵查得到的动作，这套打法在法庭上走不远。
　
一个签了戒严令的人，转头抱怨总统难做，听着荒唐，难处或许也是真的，可难处换不来免责。我们的判断是，被告席上的尺子量的从来不是他累不累，而是他签了什么、派了谁、又为什么没能走到底。接下来最该盯住的，是二审判决怎么认定他停下来的原因，这一条比他在庭上喊什么都重要。
　
被告喊累，卷宗里留着签名，哪个更有分量？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