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 6 月 9 日，八宝山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 最初政治局定下的方案是低调的内部安放仪式，不设悼词、不对外宣传。贺龙长女贺捷生为此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周恩来把信件上报，得到毛泽东批示同意调整方案。不少开国将帅、贺龙老部下赶来参加，参会人数从原定 800 人增至 1500 人，灵堂摆满花圈，规格相比最初方案大幅提高。


1979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出纪念贺龙的文章。
编者按里披露了一件四年前的事：中央曾在八宝山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可当时连举行仪式的消息都没有公开发表。

1975年6月9日下午，约1500人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许多人是他的老战友、老部下。礼堂里摆满花圈，周恩来抱病出席，参加人数比原定的800人增加了将近一倍。

同年1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去世，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
《人民日报》次日便在第一版刊出报道，天安门广场等处下半旗，毛主席和党中央送了花圈，悼词及参加人员都有正式记载。贺龙生前同样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还曾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在1969年去世，直到六周年时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围绕这场仪式，中央内部还经历了一次临时调整。
贺龙的遭遇要追溯到1966年。有人诬陷他策划所谓“二月兵变”，1967年，贺龙受到立案审查，随后失去人身自由。他的生活和医疗受到严重限制，1969年6月9日去世。

遗体火化后，骨灰以“王玉”的化名寄存。家属多年不知道确切存放地点。1975年5月，贺龙夫人薛明向叶剑英写信，请求将骨灰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叶剑英批示同意，军队有关部门开始办理。
承办人员查找当年的存放记录，联系原来参与专案工作的人员，核对化名与骨灰盒的对应关系。贺龙子女参与辨认、交接，骨灰被装入新的骨灰盒，准备正式安放。

而在此之前，贺龙的政治名誉已经有过一次恢复。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重新审查贺龙问题。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谈到自己过去听信林彪一面之词，承认负有责任，要求恢复贺龙名誉。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25号文件，否定了强加给贺龙的“通敌”“篡夺军权”“二月兵变”等指控。
文件还附有一份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
当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劝降贺龙，贺龙将情况报告组织，经中央分局决定，熊贡卿最终被处决。1934年，贺龙、夏曦、关向应等人已向中央报告此事。国民党方面留下的文件同样承认熊贡卿奉命招降。
这起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事件，后来竟被拿来作为贺龙“通敌”的材料。中央重新调查后推翻了有关指控，并决定将恢复名誉的通知印发至县团级，向党内外群众口头传达。

可25号文件依然保留着对贺龙进行审查“也是必要的”这一说法，还把他1969年的去世称为“病故”。
1975年6月6日，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贺龙骨灰安放事宜。会议确定了五项原则：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仪式采取内部举行的方式，参加人数原定约800人。

贺龙长女贺捷生收到通知后，于6月7日分别致信毛主席和周恩来。中央已经为父亲恢复名誉，现在却要求骨灰安放保密，连花圈和悼词都没有。她请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
政治局已经决定的事情，家属不能自行更改，承办仪式的军队机关也没有权限擅自调整。贺捷生只能把意见提交中央领导人。

周恩来收到信后，将其转呈毛主席，并提出对原定仪式安排设法补救。
6月9日，毛主席阅信后批示：“照总理意见办理。”
当天，周恩来安排重新确定安放仪式的规格。原先不准摆放的花圈送进礼堂，悼词重新准备，参加范围也随之扩大。毛主席事后还指示有关方面关心贺龙家属。
参加人员来自不同系统，许多贺龙生前的部下也赶来悼念。最终到场规模达到约1500人。

周恩来当时已因癌症住院一年，接受过多次手术。
他仍赶到八宝山，先看望薛明和贺龙的子女，随后代表党中央讲话。1927年南昌起义时，周恩来担任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龙率部参加起义。将近半个世纪后，周恩来在八宝山为这位老战友致悼词，肯定他几十年来对党和军队作出的贡献。

仪式结束后，贺龙骨灰被正式安放。原定方案中的悼词、花圈和参会人数限制得到了调整，但不公开报道的规定并未同步取消。周恩来当天的讲话，直到1979年才通过《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向社会公开。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49号文件《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明确认定贺龙遭到诬陷迫害致死，并撤销1974年25号文件及1968年的有关文件。

新的决定还要求推倒强加给贺龙的一切不实罪名，为受贺龙冤案株连的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距离八宝山那场有1500人参加的骨灰安放仪式，已经过去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