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有一个说法叫 “天字第一号”难题。不是治安，不是交通。是住房。

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几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厨卫公用，拉个帘子就是“房间”。住房由国家和单位统包统揽，建房子的钱从财政出，分房子的权在单位手里，等的人多，盖的房少，排到谁算谁。

1991年2月，上海出台了一套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核心五个词：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配房买债券，买房给优惠，建立房委会。方案背后有一个关键人物，叶伯初，当时参与顶层设计，后来93岁了还在回忆这件事。

住房公积金的核心逻辑，在当时听起来有点“不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支持一部分，单位补贴一部分，个人合理负担一部分，三方的钱放进一个属于职工个人的账户，定向用于住房，买房时可以提取，也可以申请低息贷款。

过去住房资金只有一个来源：财政。住房是“拨”下来的。公积金制度把“拨”变成了“存”——你先存，单位配，国家托底，存够了借给你，借了要还。

这条路子借鉴了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但在中国落地之后，长出了一个更庞大的东西。1994年国务院发文向全国推广，1999年《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颁布，公积金制度正式进入法制化轨道。到2021年，仅上海一地，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1.33万亿元，向290万户家庭发放个人贷款102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