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武功的原型是学问，门派的原型是书院，江湖上“南某北某”的称号本就出自学界，这就更好地解释了为何武侠的语言与想象会广泛渗入“学术江湖”：顶尖学者云集的会议如同“华山论剑”，想通关键难题犹如打通“任督二脉”，博士论文方向即是学者的“本门武功”，欧陆哲学“内力深厚”而分析哲学“剑法精妙”，此等隐喻层出不穷……在章法森严的哲学界，大学作为名门正派实力雄厚；而在随心所欲的艺术界，野狐禅的江湖地位不一定低。贵族社会将子嗣视作头等大事。鲜卑慕容志不在武功而在复国，武功只是政治的手段，仅有工具价值。相反，武林门派斗争讲的其实是知识分子的故事。贵族出自武士，他们与知识分子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且以独立性为身份认同的根基，正是这一相似使得金庸能将知识分子的故事转化为武士的故事。然而，真实历史的顺序恰恰相反：发源于武士的军事贵族衰落之后，书院中的文士失去了直接基于武力的政治权力，却继承了“士”的精神。任我行被囚于西湖底，不见天日，唯独遗憾“一身通天彻地神功，不免与老夫枯骨同朽”，于是将吸星大法刻于囚室铁床，“后世小子习之，行当纵横天下，老夫死而不朽矣”。对比之下，关公、秦琼既无复杂的武学渊源，也不以将刀法、锏法发扬光大为终生大愿；只有知识分子热衷于研习、改进知识，希望后人能继承并超越自己。金庸笔下的武学借用了知识界论辩与竞争的形式，上演出许多围绕武“学”本身而不仅是习武之“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