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这个人，红军在陕北根本呆不下去！他就是榆林王高双成。此人被中共的八一宣言感化，对老蒋阳奉阴违，派代表刘绍庭跟中共达成互不攻打协议，还在延安设立86师办事处，他在邓宝珊的影响下跟红军始终保持互助互让


1943年，榆林军粮吃紧。驻城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派人南下，向陕甘宁边区购买粮食。边区按优惠价格供应，王震所部还安排人员往榆林运粮。

前几年还在同红军交战的部队，这时却要靠邻近的八路军防区缓解粮荒。
榆林驻军与延安的往来，也远不止买粮。第二十二军从关中接运枪弹、被服，队伍北上经常要经过边区；延安从国统区购买短缺的军民用品，榆林方面又给予通行便利。

路上的关卡一旦卡住，榆林军队的枪弹和衣被便很难顺利北运，边区向外采购的物资也得另寻通道。
1940年3月，蒋介石绕过邓宝珊，直接要求高双成派两个团去封锁宋家川等黄河渡口，阻止八路军从山西西渡，甚至以停发军饷相逼。

高双成与胡景通商量后，向邓宝珊报告，再以榆林城防空虚、八路军可能进攻为由复电。
两个团没有开往渡口，正在躲避日军扫荡的八路军后方人员也没有遭遇这道由榆林驻军实施的拦截。

接到那封拦截渡口电令的，是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
他的老上级井岳秀长期盘踞陕北，号称“榆林王”，第八十六师就是井氏军事集团的主力。1936年井岳秀去世，高双成接任师长，后来又升任第二十二军军长。井岳秀在世时，部队曾多次围攻陕北苏区，高双成也参加过镇压1927年清涧起义部队的行动。

到了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当地根据地仍在发展。
高双成虽掌握一支地方部队，番号、粮饷仍受南京控制。1936年，蒋介石另派汤恩伯部进入绥德、清涧一带，督促第八十六师继续对红军作战。榆林地方军既要守住自己的防区，又须应付南京派来的军队。

1937年1月，他的部下仍与神府红军交战。
葭县薛家会的一次伏击中，第八十六师副团长苏鼎臣被俘。几个月以后，双方才坐下来商谈停战。
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后，高双成读过其中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到了1937年4月，中共中央派周小舟赴榆林会谈，双方达成和平共处、共同抗日的协议。同一时期，神府特委还分别同其他国民党驻军谈判停战。陕北原本彼此交错的防区，开始有了可以协商的办法。

1937年秋，日军占领山西多地，榆林一线又挤进从晋绥撤来的多支部队。
马占山等人的部队到了，征粮、草料、驻地都要重新分配。榆林周围土地贫瘠，原有驻军的供应已不宽裕。10月，邓宝珊以第二十一军团长身份到榆林，与高双成共同安排同八路军的河防联络，并派人到绥德会见陈奇涵。

八路军陆续接防绥德等地，原有县级政权却仍留在当地，军队和地方官员之间的权限并未一并理顺。有些县城由八路军驻防，征粮和保安事务仍掌握在原地方官员手里。
高双成派参议刘绍庭同中共保持联系。

刘绍庭在绥德办事，承担延安与榆林之间传信、沟通的事务。部队调动、人员往来，由两地联络人员传递消息。刘绍庭后来还担任边区参议员，两边的信件和事务有了固定的经办人。
1938年，高岗到榆林活动，高双成邀请他向驻军讲话。陈奇涵率部接防绥德时，第二十二军驻绥德办事人员还专程出城迎接。

八路军一度在榆林设有办事机构，开展军政联络，后来因国民党方面施压而撤出。榆林同时承受日军渡河的威胁和南京方面要求封锁边区的压力。1939年底，胡宗南准备把刘志宏的暂编第十五师调到榆林。邓宝珊以当地粮秣无法再养一个师为由回绝。

增兵没有照计划进行，榆林北线的军事部署也没有随着胡宗南的意图改变。
合作期间也发生过新的冲突。1939年，安定一带的地方保安队仍同八路军冲突。

陕西省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何绍南的部属参与其间，邓宝珊、高双成派胡景通带兵前去调停，要求平息争端，不再扩大交火。

1941年，三边地区的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遭地方武装杀害，国民党方面准备调何文鼎部接防。
王震率部进入三边阻挡其南下，邓宝珊同延安交涉，又要求上级暂缓调兵。

何文鼎部没有按原计划南进，部分驻地后来交还新十一旅。高双成能够约束本部官兵，其他地方军政力量的冲突仍需邓宝珊和边区反复交涉。

1945年1月，高双成病逝于榆林，左世允等人接掌第二十二军。

两年后，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原来的第二十二军仍参与守城。1949年5月，榆林驻军派代表赴延安谈判，6月宣布起义，第二十二军和第八十六师改编为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