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到底是不是毒药？忽必烈有一个观点颠覆所有人的认知:他认为宋、辽、金都是因为科举儒化，所以亡国。放在南北宋，这个观点似乎非常有道理，耐人寻味。

乾统年间，辽朝上京的宫殿里，一场廷议正在进行。天祚帝耶律延禧看着殿下的新科进士名单，忽然问了一句：这里面，有几个契丹人？

没人敢回答。

因为答案早就写在了祖宗的法度里。辽代科举，“主要为汉人开设，契丹族士子不许参加”。这条规矩被认真执行了近两百年，目的只有一个：“使契丹青年不至因专心去学文，而荒废了练武”。契丹人负责打仗，汉人负责写字。刀与笔，各安其位。

可辽朝末年，一个叫耶律大石的契丹皇族，考中了进士。他是《辽史》里唯一有明确进士记录的契丹人。他后来在金兵灭辽时率残部西走，建立了西辽。一个打破祖宗规矩去考科举的契丹人，成了辽朝最后的续命者。 而那个守着规矩不让契丹人读书的王朝，亡了。

辽朝的逻辑不难理解。它是一个征服王朝，契丹人的统治合法性建立在武力之上。科举是汉人的游戏，契丹人一旦沉迷词章，就会丢掉弓马。所以辽朝把科举严格限定为“汉人入仕的渠道”，契丹人走的是另一条路——世选。贵族子弟靠出身和军功上位，不需要跟汉人争考卷。

这套双轨制运行了一百多年。它确实延缓了契丹人的汉化，但也制造了另一种后果：契丹统治集团的文化能力，始终停留在“能打仗”的层面。 当一个王朝需要处理复杂的财政、外交、制度问题时，它只能依赖汉人官僚。而汉人官僚通过科举进入体制，他们的忠诚对象是“朝廷”这个抽象概念，不是契丹这个族群。辽末面对女真崛起，汉人官僚集团没有表现出任何“与契丹共存亡”的意愿。他们换一个主子，继续考他们的试。

耶律庶箴让儿子耶律蒲鲁偷偷参加进士考试，被辽兴宗“责罚二百鞭”。鞭子打在父亲身上，疼的是整个契丹贵族集团的心理防线。他们拼命阻止契丹人变成“文人”，结果养出了一群只会骑马、不会治国的统治者。当女真人打过来时，辽朝的契丹精英既没有文治的能力，也失去了武力的优势。

金朝走了另一条路。女真人灭辽灭宋，骤然面对一个庞大的农耕世界，不得不大量吸收汉制。科举成了他们选官的重要工具。但金世宗完颜雍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女真人如果不参加科举，官僚系统就会被汉人填满；如果参加科举，女真人就会变成汉人。

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女真进士科。 用女真文字考试，内容也是策论，专门录取女真子弟。世宗的本意是“推广女真大小字，加强女真文化建设”。可结果呢？“到了章宗时代，女真人竞趋此途，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

策论进士科考的是文章，文章写得好的女真人升得快。于是女真青年把时间花在读书作文上，而不是骑马射箭上。散居汉地的猛安谋克户“出租田地，坐事享乐，尚武之风逐渐消失，作战能力日益削弱”。金世宗晚年亲眼看到了这个趋势，他哀叹女真人“习儒使崇尚儒雅风流而丧失勇武精神”，可他已经改不回来了。女真进士科一旦设立，就成了一条利益通道，谁也不会主动关掉它。

金朝末年，蒙古铁骑南下。女真军队的战斗力早已不复当年。金宣宗南迁汴京，试图靠黄河天险苟延残喘。可守河的军队里，还有多少能像完颜阿骨打时代那样冲锋陷阵的女真骑兵？一个用科举来“保护”女真文化的制度，最终把女真人变成了他们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会写策论、不会打仗的文人。

金朝灭亡后，元朝人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忽必烈问金朝遗臣：“金以儒亡，有诸？”——金朝是不是因为儒化、因为科举，才亡的？

回答的人替儒生辩护了一番，忽必烈不满意。他大概觉得，答案就摆在眼前。

但“金以儒亡”这个说法，把账算得太简单了。科举不是毒药，它是一套激励系统。当一个政权把“会写文章”变成通往权力的最快路径时，它就在告诉所有人：刀剑不如笔墨值钱。女真人不是被儒家经典杀死的，是被自己设计的利益机制一步步引向了文弱的方向。

辽朝拒绝让契丹人进入这个系统，结果统治集团的文化能力停滞了。金朝让女真人进入这个系统，结果他们的尚武精神被系统消化了。两条路，同一个终点。

辽金亡于科举的说法，真正击中的东西，不是“读书无用”，而是一个更冷的道理：一个靠武力起家的政权，在它决定用文官考试来分配权力的时候，就已经默认了武力不再是权力的核心来源。 可它的敌人，还在用武力说话。
图一:女真进士题名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