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姑娘，清华硕士毕业，不顾父母强烈反对，远嫁非洲乌干达，母亲以死相逼，父亲一夜白头，都没能拦住她，没想到，到了乌干达她才发现，道当地保留一夫多妻制，公公竟有十几个妻子！兄弟姐妹至少四十个。


坎帕拉机场的出口不大，接机的人挤在铁栏杆外面，举着纸牌子，声音嘈杂。王丽红拖着行李箱走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捏着苏玛写的那封信。


信纸已经被手汗洇得有点软了，上面写着家里人都在等她，写着他不会让她受委屈。她把信塞进口袋，没回头。


北京那边，母亲最后撂下的那句话还挂在耳朵边上，父亲送机时的脸色她也不敢再想。她那时候认准了一件事：这个人值得她走这一趟。


来接她的是苏玛的一个哥哥，一路话多得很，中文说得磕磕绊绊，翻来覆去夸她好看、夸苏玛有本事，眼睛在她身上来回扫。


王丽红客客气气地应着，心里说不上哪里别扭。车开了将近两个钟头，路越走越窄，房子越走越矮，最后停在一排铁皮顶的平房跟前。


院子里站满了人。大人小孩加在一起，她一眼扫过去，根本数不清。有人围上来用当地话冲她喊，她一个字听不懂，只能攥紧苏玛的手，笑着点头。


苏玛的母亲从人堆里走出来，个子不高，头上裹着花布，脖子上挂几串彩珠子。她把王丽红从上到下看了一遍，没甩脸色，也没说欢迎，点了下头就转身进屋了。


晚饭摆在院子里一张大桌子上，挤了十几号人。王丽红注意到，坐在主位那个年纪大的男人身边，围着好几个岁数差不多的女人。


小孩管那个男人叫爸爸，管那些女人里的好几个叫妈妈。她偷偷数了数，光桌边坐着的就有好几个。苏玛后来跟她交代过家里的底，但听人说和亲眼看见，从来是两码事。


乌干达那会儿一夫多妻并不稀奇。苏玛的父亲是当地酋长，娶了十几个妻子，孩子生了至少40个。苏玛是长子。


王丽红后来在央视的采访里回忆过那个场面，苏玛一个一个给她介绍，这是妈妈，那也是妈妈，她跟着叫了一串，实在忍不住问苏玛，是不是按习俗这些人都得叫妈妈。


苏玛说不是，那些都是他父亲的女人。一个在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姑娘，突然站进这么一个家族里，脑子是懵的。


苏玛在这件事上没含糊。他当着家里人的面表了态，这辈子只娶她一个。话说出来容易，在一个父亲有十几个老婆的家族里守住这句话，要顶住的东西外人看不见。


王丽红后来留在乌干达，跟苏玛这个态度有直接关系。一个男人愿不愿意在自己从小浸到大的规矩面前替妻子划一条线，比恋爱时说什么都管用。


日子过起来之后，磨人的不是一夫多妻这件事，是水、电、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坎帕拉郊区的条件跟北京差了不止一个时代，没有自来水，得走远路去打。


洗澡是奢侈，吃的也不习惯，王丽红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当地女性在公开场合的地位也让她难受，男人坐椅子，女人跪坐在地上，跟公公说话得跪着，眼睛不能直视。这些规矩她一样一样地学着适应，不是因为认同，是因为日子得往下过。


后来她和苏玛在坎帕拉郊外弄了一所学校，叫鲁扬子中学。最开始就是铁皮棚子，下雨漏水，桌椅凑不齐。新华社记者去采访的时候，王丽红已经是当地人嘴里的“王校长”了。


乌干达教育部认可它是唯一一所以中文教学为特色的中学。她说工作强度大，累，但看到学生进步就值。这话搁别人嘴里像套话，搁一个从铁皮棚子里把学校撑起来的人嘴里，分量不一样。


新华社稿子里写过一件事。学校里两个调皮孩子，晚上把教室窗户拆了翻墙跑出去。按校规该开除。王丽红没开，一遍一遍找他们谈。


后来这两个孩子改了毛病，考上了大学，家长都觉得不敢信。在一个教育资源紧缺、很多孩子连中学都读不完的地方，一个校长愿意多花时间在一个“该开除”的学生身上，那点耐心比什么口号都实在。


说回开头那个画面。王丽红站在坎帕拉机场外面，手里攥着一封信，身后是回不去的北京，面前是一个连自来水都没有的院子。


她后来在乌干达待了二十多年，办了一所学校，教了一群学生，跟一个男人过下来了。这条路是她自己挑的，好坏都是她自己在走。旁人看着觉得苦也好、觉得傻也好，说到底，一个人的日子值不值，只有过的那个人有资格开口。


信源：
新华社：【国际纵深】她们的故事——异国追梦的女人们
新华社：远嫁非洲“王校长”的苦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