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帆布包被重重按在办公桌上，拉链磨得起了毛边，拉开一条缝，里面码着整整齐齐十二扎钞票，总共十二万。
陈建军脚上还踩着沾灰的劳保鞋，站在明晃晃的写字楼里，说话声音都在抖：“昨天打过来的五十万多了。我说借三十万，那就是三十万，这十二万是我所有积蓄，先顶上，剩下的我进厂打工慢慢还。”
就在前一天，他的亲儿子刚刚确诊先天性心脏病，下周就要推进手术室。
当爹的兜里连一盒快餐钱都没留，一大早红着眼眶跑来退钱。
对面坐着的弟弟陈建国，现在是一家大厂年薪两百六十万的高管。
他看着那个破帆布包，一把推了回去，喉咙发紧，嗓门直接扯开：“当年大冬天你在工地扛水泥，手背冻得全是血口子，抓把雪搓两下接着搬，硬把我供成研究生，那时候你怎么不算算自己亏了多少？”
整间办公室顿时没了声响。
陈建国没再碰那个包，抓起外套大步冲出门，开车直奔医院缴费窗口，掏出卡，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把侄子后续所有的手术费、住院费一次性全额交齐。
手术室顶上的红灯亮了四个多小时。
大门拉开，医生走出来点头的一瞬间，陈建军靠着走廊冰凉的白瓷砖，两腿发软差点直接滑坐在地，那双满是老茧的手里，还死死攥着两瓶跑下三层楼给弟弟买来的矿泉水。
有人说亲兄弟明算账，借是本分，算清了才不伤和气；也有人说当年你拿命托我出了泥潭，今天这笔账要是算得太明白，反而生分了。
这多出来的钱，做哥哥的到底该不该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