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头一天晚上刚关上房门，新娘没急着换下红棉袄，反而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本小学生作业本，死死递到我眼皮底下。
最后一页用粗笔重重画了个方框，里面歪歪扭扭挤着六个字：“你别打我就行。”
紧接着，她又从被窝深处摸出一个碎花布包，往床沿上一倒。
整整两千三百块钱，面额有一块、五块、十块的，全被她用老式熨斗烫得平平整整，连一个卷角都找不出来。
结婚前，全村人都笑我三十岁打光棍、穷得揭不开锅，才不得不把岳母家这个聋哑的二闺女领回来。可进门还不到三个小时，这个不会发声的女人，就把自己攒了半辈子的家底，全摊在了我膝盖上。
我脚上那双露着脚趾头的烂布鞋还没脱，她就蹲下身，递来一双刚纳好的千层底拖鞋，密密麻麻的白线缝得规规矩矩。连带着塞进我手里的，还有两双绣着红鸳鸯的厚鞋垫。
她指了指鞋底，又把大拇指竖在自己脸颊旁晃了晃，两只手紧张地在衣角上绞来绞去，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脸。
摊开的硬壳本子上，是一笔一划用力写下的字：
“早上六点做饭，做好叫你。”
“院子扫三遍，鸡粪收起来沤肥。”
“我会接生小猪，大姐家母猪都是我接的，接了三十多头。”
“裤子破了我缝，缝完看不出印子。”
我盯着那句“你别打我就行”，嗓子眼像吞了一团干棉花，堵得发紧。
在山沟里，不会说话的残疾姑娘往往只被当成换彩礼的包袱，换个地方受气挨打也是常事。她什么都听不见，但她心里比谁都清楚。她这是把后半辈子所有的用处全写在纸上，求一个不挨打的安稳。
我抬起手，把那沓散碎的票子重新叠好塞回她手心，然后对着她，把大拇指高高竖起，用力点了点头。
她看着我的手，紧绷的肩膀猛地一松，嘴角抿出两颗尖尖的小虎牙，又执拗地把钱推回我怀里，两只手在胸前比划了一个大圈——这是给这个家的。
第二天破晓，院子里就传来了刷刷的扫帚声。
我掀帘子走出去，泥土地被扫得见不到一片杂叶，灶台上锅盖缝直冒白气，案板上放着切得细如发丝的咸菜和两张金黄的鸡蛋饼。她见我出来，在围裙上使劲擦了擦手，从怀里摸出作业本翻开新的一页，递到我面前：
“粥里放了枣，甜。”
后来村里有人打趣，问我夜里守着个说不出话的人闷不闷。
我没搭理那些闲话，从怀里摸出那个写满“接生母猪”和“修补裤子”的本子，直接拍在他们面前。几个识字的念完，围着看热闹的人全不吭声了。
有人娶媳妇图个排场，有人图个门当户对。但能把日子一点一点熨平了、毫无保留捧到你手里的，到底是谁捡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