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向毛主席通风报信助其脱险的警察厅长刘策成，晚年写信求职，毛主席先后回了三封信

1951年1月，政务院公布一项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
其中专门提到一类老人：有学问，在当地有声望，愿意做事，却因年纪、身体或生计问题难以继续谋职。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他们参加适当工作。那时北京还在筹建中央文史研究馆，湖南的一位老教师刘策成，也在为工作奔走。

刘策成已经六十多岁。论资历，他做过县长、警察厅长、学校教员；论学问，他多年来一直在整理《庄子》。他希望继续从事文史工作，给毛主席写了信。
两人有一段不寻常的旧交，毛主席读书时，刘策成教过他历史；多年后，刘策成又曾借警察厅长的身份，帮助他避开军阀的抓捕。

1950年8月16日，毛主席答复，家里的土地财产交农会处理，想工作可去长沙找程潜，不必专程来北京。土地问题归当时负责处理土地事务的组织，工作问题交给熟悉湖南情况的地方政府。
过去的交情没有替代这两套办理程序。

8月29日，毛主席再次复信，对刘策成愿为人民事业出力表示钦佩，仍建议留在长沙，理由是当地熟悉他的人较多，便于商议。刘策成随后到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担任参事。

按当时的待遇，这并非一个寒酸的职位。但他仍希望到文史机构，继续自己多年的古籍研究。
他手头那部《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早在抗战时期就已动笔。

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流传多年，刘策成逐条考辨其中的字句和旧注，耗去不少心力。书稿经过多年整理，后来于1953年出版。一个年过花甲的人，不愿停留在已有的行政职务上，正与他长期坚持的研究方向有关。

刘策成与毛主席的师生关系，始于1916年的湖南第一师范。
他当年在这里教历史，毛主席是学生。刘策成曾因反袁活动遭到拘押，后来又从教坛进入地方行政，担任浏阳、衡山等地县长。

两人的联系跨过了学校围墙，也跨过了湖南政局几次变动。

1923年，赵恒惕控制湖南省政权。毛主席参加中共湘区的组织工作，推动工人运动，政治主张与赵恒惕当局冲突。谭延闿与赵恒惕争夺湖南控制权期间，中共湘区组织支持谭的一方。赵恒惕得势后，湖南自修大学被封，水口山工人运动受到镇压，毛主席也成为准备缉捕的对象。

刘策成那时任湖南省会警察厅长，能接触到抓捕部署。他将消息交给长沙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由王建屏安排人员通知毛主席。王建屏手下的万震侯、周维武连夜寻找，最终把警讯送到。毛主席离开后，警察的搜捕扑了空。

刘策成在当局内部掌握消息，王建屏又能指挥具体警务人员，原本用来缉捕的体系出现了一条可供预警的通道。

毛主席当年年底离湘，还有赴上海参加党的工作、准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
预警使他能避开追捕，中央的工作安排则决定了他此后前往上海、广州的方向。刘策成帮助过他，这层师生关系自此多了一段共同经历，也使1950年的来信有了特殊分量。

1951年初，第三封复信把工作安排引向北京。
毛主席告诉刘策成，已经致函李维汉，请他与中央统一战线部门联系。此前由湖南协调的岗位，如今转到了正在筹建的文史研究机构。李维汉与周恩来商议后，刘策成在当年6月获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书由周恩来署名，刘策成随后迁居北京。

同年6月，北京另有一位老学者符定一也为文史馆的事写信。许多老年知识分子等待安置，其中有人生活困难。毛主席在来信上批示，对生计特别困难的人先行接济。7月29日，中央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聘请符定一为馆长，吸收各界有声望的学者从事文史工作。刘策成的聘任落在这一制度形成的时段里，学识、年资与个人愿望都有了容身的位置。

这一机构的聘任并不完全由私人推荐决定。1954年，李淑一希望进入文史馆，毛主席在致田家英的信中谈到，自己推荐过的人也有未被录取的，因资格要求严格，便考虑以稿费给予帮助。

刘策成得到聘任，既有毛主席为其联系部门的助力，也有他多年文史工作的积累，最终还要由相关机构办理。三封复信留下的，是一个从旧日师生关系走向具体公职安排的过程。

1953年，《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出版。
刘策成进入北京文史研究馆后的工作，与他晚年最愿意投入的古籍整理接上了。

许多年以前，他在长沙凭一条消息帮过自己的学生；许多年以后，他的去处落在了一张由总理署名的聘书上，而案头仍是那部做了十多年的《庄子》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