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些困住十万红军的死局：铁桶计划是怎么送到中央手里的

1934年9月17日，一封从中央苏区发往共产国际的电报，已经写明红军准备向湖南南部和湘桂边界转移。那时，于都河上的大规模渡河尚未开始，瑞金附近的国民党军还在步步逼近。

中央掌握的敌情越及时，数万红军就越有机会在包围圈收紧之前找到出路。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后，采用层层筑碉、修筑公路、稳步推进的办法。国民党军占领一个据点，就修工事控制道路，再依托后方补充兵员和弹药。

红军过去依靠运动战寻找战机，如今被迫守着一处处阵地，同装备和补给更充足的对手拼消耗。
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五千余人。阵地失守后，粮盐运输更加困难，中央苏区活动范围继续缩小。

国民党军的合围也在这样的推进中逐渐形成，几路部队朝着瑞金方向挤压，时间拖得越长，红军能够选择的道路便越少。

红军主力若想突围，必须知道哪条路上已有重兵，哪里仍有空隙。几万人行军，既有作战部队，也有中央机关和运输队伍。前锋一旦撞上封锁线，后队就可能被压在狭窄道路上。敌军下一步怎样调兵、什么时候进攻，都会改变红军选择路线和集结地点的办法。

赣北德安恰好有一条可以获取此类消息的秘密渠道。
当地保安司令莫雄出身粤军，早年追随孙中山，同蒋介石的关系经历过合作与失和。1930年前后，他在上海结识刘哑佛、项与年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1934年担任江西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时，莫雄拥有自行组织班底的便利，便把熟悉秘密工作的人员请进机关。刘哑佛任主任秘书，卢志英任主任参谋，项与年担任情报参谋。

保安司令部对外承担的是“剿共”职责，机关内部却形成了另一条消息通道。
地方官员需要收发公文，接触军事命令，了解邻近防区的动向；秘密工作人员则能利用合法职务观察、整理，再由地下联络网络传递出去。

莫雄保留国民党官员身份，使这些工作有了持续开展的条件。

哪怕只知道一处封锁线上的部队番号、一道新的进攻命令，也可能帮红军减少一次盲目碰撞。

1934年秋，围绕瑞金的军事压力继续增大。
莫雄把接触到的国民党军进攻部署交给身边的地下工作人员。项与年等人接手后，还要设法把送出国民党控制区域。

德安通往苏区的道路层层设卡，成套军事文件难以公开携带，南昌的秘密联络点便成为中转处。
有关部署被摘录到便于隐藏的薄纸上，由交通人员秘密携带；同时，重要消息也通过秘密电报向中央报告。

传递工作分成几段，每段都有自己的危险。莫雄留在司令部，利用职务接触消息；刘哑佛、卢志英等人要保住公开身份，处理好文件；项与年负责联络，交通人员还要穿越关卡。

谁若被捕，都可能牵连整条情报线。文件在机关里出现的时间越短，泄密的风险越小；将要点先行发报，苏区便能在纸面送到之前获知敌军动向。

红军也有自己的侦察手段。1934年8月底至9月初，中革军委第二局通过无线电侦听，获知国民党军进攻安排加快。中央原来考虑在10月底至11月初转移，随后将行动时间前移。

9月17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报告转移方向，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围绕主力撤离的筹划，在此以前已经进行了数月。

纸上选择一条路，和带着数万人走通这条路，困难相差很远。
红军必须把分散作战的军团调到集结区域，准备渡河，留下部队掩护撤离，还得判断地方军阀是否会堵死西进通道。

月10日，中革军委已经命令各军团建立后方勤务组织，准备随军运输队。随后中央机关人员的去留、军团的集结和行动日程，也逐步安排下来。

南面还有陈济棠的粤军。陈济棠与蒋介石中央军各有盘算，并不愿中央军借追击红军深入广东。

红军方面派何长工、潘汉年同粤军代表秘密谈判，10月5日达成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和必要时借道等协议。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利益分歧，就这样给红军西进留下了可以利用的空间。

10月9日、10日，中革军委接连下达野战军行动日程和撤离命令。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与随军人员约八万六千人从于都一带开始战略转移。

红军主力离开时，苏区还留下部队坚持作战，继续牵制追兵；报纸和机关工作也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运转，帮助掩护主力行踪。

德安保安司令部能够送出敌军消息，靠莫雄手中的任命权和地下工作人员的秘密联系；八万多人的队伍能够动身，还靠前线侦察、统筹军需、谈判借道与留守部队的牵制。

那年秋天，国民党军的碉堡仍堵在苏区各处，中央机关和各军团却已经分批踏过于都河。

敌军忙着收紧的包围圈，没能将红军主力困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