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子女及后代情况

1953年，陈松年在安庆一家窑厂做工，家里日子紧巴巴。
那年毛主席乘船经过安庆，向当地干部询问陈独秀家属的生活情况，得知陈松年生活困难后，提出给予照顾。此后，当地按月给陈家发放生活补助，又安排他做工厂统计员。

每月三十元的补贴，落到这个家庭，就是孩子的书本、日常开销和继续求学的机会。

陈松年没有显赫的职位，到了中年，最费力的事情仍是把几个孩子养大。
陈独秀的原配高氏生有陈延年、陈玉莹、陈乔年、陈松年；高君曼生有陈子美、陈鹤年。

孩子们成长的年代相差不算太远，后来分别生活在安庆、上海、香港乃至美国，婚姻变故、政治斗争和战争把一家人越隔越远。

父亲长期在外办报、从事政治活动，延年和乔年小时候主要由母亲照料。

到了上海，兄弟二人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曾信奉无政府主义。1920年前后赴法国勤工俭学，接触马克思主义和旅欧革命组织，才逐步转向共产主义。陈独秀早已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两个儿子加入共产党，却有着自己的学习、争论和组织经历。

1924年，陈延年回国参加广东地区党的组织工作，后来主持江苏省委工作。陈乔年在北京、湖北等地任职，1927年又赴上海参与恢复党的组织。国共合作破裂后，上海的地下党活动面临搜捕。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杀害；1928年6月6日，陈乔年也在上海牺牲。

两人担任的是实际领导职务，遇害与当时的政治镇压直接相关。
到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政治路线引发党内严重分歧，两位儿子仍按各自职务承担地下组织工作。
姐姐陈玉莹1928年到上海料理弟弟后事，不久病逝。

1930年，抚养他们长大的高氏也去世了。陈松年早年留在安庆照顾母亲，1932年又赶到南京探望入狱的父亲。母亲身后事、父亲牢狱之灾、家中生活，全得有人奔走。

两位兄长有自己的组织任务，他的时间却被老人和家务占得满满当当。
1938年日军进逼安庆，陈松年携妻女和祖母谢氏离乡，辗转与刚出狱不久的父亲在武汉会面，后来到江津生活。陈松年夫妇靠教书收入维持家计，也陪陈独秀走过晚年。

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丧葬费还得靠朋友资助。1947年，陈松年把父亲灵柩迁回安庆，与原配高氏合葬。

为免运输途中招惹麻烦，棺木及墓碑使用了父亲早年的名字“陈乾生”。
此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陈家对这座墓的照料一度中断。1979年，陈松年在当地支持下重修墓地，墓碑上重新出现“独秀”的名字。

陈松年养育的四个孩子，后来进入了与祖辈不同的职业领域。
陈长玮从事工程技术工作，陈长琦在高校任教，陈长玙在军工单位工作，陈长璞从事文物管理。陈长璞参与搜集陈独秀生平和墓地保护工作。

陈独秀墓1982年成为安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升为省级，2013年进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陈松年1990年去世，没赶上最后一次保护级别的提升。

高君曼所生的姐弟，经历又完全不同。
陈子美学过电报技术，后来从事妇产科相关工作。她经历婚姻变故和多次迁徙，1970年前后赴香港，后到加拿大、美国生活。1997年，纽约媒体报道她拖欠公寓管理费用，社会人士出面相助。同年，留在国内的两个女儿经有关部门帮助与她重新取得联系。

她因年老体弱未能回乡，2004年4月在纽约去世。早年积蓄受到损失，晚年的疾病和住房费用接连压来；亲人分居不同国家，彼此照料也变得困难。

陈鹤年青年时参与北平学生运动，后来长期居住香港，改名陈哲民，2000年去世。
他在香港曾进入《星岛日报》工作，部分子女却留在内地，政治运动中，因为祖父的身份遭受过审查和冲击。儿子陈祯祺1968年被安排到内蒙古插队，生活了十三年。

女儿陈红原名陈祯荣，留在内地求学、工作，后来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

2024年，陈红将家中保存的高君曼照片制成瓷板画，捐给江津陈独秀旧居陈列馆。
原来多个场馆所用的高君曼影像有过误传，一张保存于后人家中的照片，补上了展陈的缺口。

陈乔年这一支还有一段跨越数十年的分离。他与史静仪的儿子陈红五幼年夭折，1928年遇害后，史静仪生下女儿陈鸿。史静仪后来赴苏联学习，孩子留在国内托人抚养，母女失去联系。史静仪此后一直想寻找女儿，却没能等到团聚。

1989年，亲属在《文艺报》刊文寻人，陆续收到的线索一时对不上。
陈鸿长大后参加新四军，改名苗玉，在福建工作、成家。
直到1994年，寻访人员才根据她的幼年经历确认其身世。那时，她的人生大半已经走完，父亲的姓名才重新与她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