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 年老营盘战斗陈毅被炮弹弹片击伤右胯，X 光机无电源无法手术；他写信给周恩来，周协调启用封存设备完成手术，伤重无法随军长征，留守苏区坚持三年游击。

1934年11月22日，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离开江西，留守的红二十四师却在会昌谢坊附近的湾塘岗打了一场胜仗。
国民党军一部冒进，遭到伏击，损失了半个旅。
捷报让人振奋，紧跟着来的却是更严厉的围堵。对手确认苏区还有成建制的红军，调集兵力寻找决战。次日，会昌县城也失守了。

留守部队那时仍有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约一万六千人，连同机关干部、伤病员，总计三万余人。中央交给他们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转移，并尽力保卫根据地。

10月8日，中央曾专门下达关于留守工作的训令，要求坚持根据地斗争，配合主力将来反攻。

任务没变，支撑任务的条件却一天比一天少：县城接连丢失，粮食难筹，医院和工厂搬迁不及，大部队活动一次，就要消耗本来不多的给养。

陈毅当时还在养伤。他曾是西线的军事指挥员，如今留下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坐在担架上，他也要过问机关疏散和物资处理，安排把不便带走的机器拆卸掩藏。

11月7日，他主持的办事处还印发了第一号布告，试图维持地方群众与苏维埃机关之间的联系。
部队可以转入山地，兵工厂、印刷厂和大批病员却不能跟着整片山头搬家。战事越紧，原有后方机构越成为负担。

他的右腿伤来自同年8月28日的兴国老营盘。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向兴国推进，陈毅赶到红三军团第六师前沿指挥，敌军炮火击伤右胯骨。

当地群众用青竹搭成担架，将他抬往后方。
伤后高烧虽退，腿却迟迟不能伸直。医生要先拍X光片，医院没有能带动机器的电源，开刀的事便拖着。

到了10月，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准备撤离，医疗器械陆续装箱。9日，陈毅写信向周恩来反映伤情。周恩来协调将电台的汽油发电机送到医院，重新启用设备。医生拍片后施行手术，取出胯骨碎片。

陈毅免于继续带着碎骨拖延治疗，但长途行军已不现实。
中央把他留在苏区，与项英等人承担后续斗争。负伤影响了去留，熟悉江西地方党组织和游击作战的经历，也使他能够承担留守工作。


可中央苏区的指挥机构仍按原先的格局运转。项英兼任中央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陈毅虽有作战经验，起初却没有明确的军区主要职务。

面对收缩的防线，他主张让部队分散到山区，把力量留在群众中。1934年11月底，项英主持中央分局会议，接受转向游击战争的建议，实际部署仍反复拉扯。

保卫苏区是中央下达的任务，留守领导机关也不能随意把守土改成分路突围。

1935年初，牛岭战斗又告失利。国民党军不断压迫，集中作战缺少立足地点，分散行动又会增加联系和统一指挥的困难。2月1日，项英致电长征途中的中央，把两难讲得很明白：“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处”，而“四周无此条件”；分散目标有利于游击，却容易各自为战。他随后接连催促，希望中央尽快决定。

2月5日，中央书记处复电，要求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项英任主席，陈毅、贺昌等参加。13日的指示讲得更细：缩小机关，轻装行动，游击队依托山地和群众，小股分散，遇到有利情况再集中。23日又明确陈毅可以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兵力少到无法维持原有阵地，指挥权便需要下沉到能够独立带队的干部手里。

命令发来时，能从包围圈里带出去多少人，已经没法保证。
分路突围中，贺昌、阮啸仙等干部牺牲，许多队伍损失惨重。到3月底，项英、陈毅等率约三百人先后抵达赣粤边油山，与当地游击力量会合。原来统管大片苏区的机关，只能依托山地重新组织活动。

4月的长岭会议把赣粤边划为油山、北山等五个游击区，队伍编成小股分散行动，依靠秘密交通联系。任务从守住县城变成保存武装骨干，粮食、情报、隐蔽和转移都要靠地方党组织与群众承担。陈毅和项英参与统一领导，李乐天、杨尚奎、蔡会文等人则分别负责地方组织和部队活动。哪一条交通线遭破坏，哪一支小队就可能陷入孤立。

后来南雄乌径一带的袭击便采用了这种打法：地下党提供情况，游击队急行百余里，趁拂晓攻击当地自卫团和区公所。

人数有限，打完即走，借传单和不同部队番号扰乱敌方判断，使对手难以确定游击队主力在哪里。

三年间，南方多处游击区在清剿和封锁下辗转。
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陈毅参与推动南方游击队谈判改编，1938年又出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老营盘那次负伤留下的伤痕还在，1934年秋天那些笨重的后方机关却早已撤散。

由山路、交通员和小股武装维系的队伍，终于接上了新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