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功与艺术的另一相合之处，就在于正如“艺术”的概念只包含无边的经验之海中被高高托起的闪耀浪尖，人类常以自己生命中最盛大的绽放状态定义自我，武林豪杰也以彼此的最高战力相互评价。这亦与上文中说过的“享乐主义”一致：豪侠以人生的最高幸福状态定义自我，为此经历再多痛苦都值得。江湖规矩不可以大欺小，说到底是因为青年人尚未到达巅峰；比以大欺小更卑鄙的是乘人之危，也是出于同理。就算面对恶人，豪侠说什么也不能趁其伤残或中毒时与之战斗，否则便是胜之不武，只怕要“遭天下英雄耻笑”。论历史先后，公平比武似是宋襄公时代贵族荣誉战争的遗风；论哲学原理，这种要让敌我双方皆以自身的最高状态相互较量的直觉，正是荣誉战争的基础，其中暗含着如下信念：一个凭借全面舒展的可能性决出高下秩序的世界，必是一个更美的、无憾的世界；乘人之危获取胜利的世界，则是夭折了另一些更高可能性的、有遗憾的世界。最高明的胜利是在对方擅长的领域将其击败，唯有如此方能令其心服口服。例如华山剑宗封不平欲夺掌门之位，岳不群的紫霞气功不能使之退却；只有见识到令狐冲在剑法上的神通后，封不平才自惭形秽，再没脸争这个掌门了。相反，政治上的对手总是针对敌方弱点，甚至选择对方最脆弱时发动攻击，敌人的发展潜力越大，越得趁其羽翼未丰就发动预防性战争。当我们评价一位艺术家时，通常以其最高代表作来衡量其毕生成就，失败之作皆可忽视，未成熟的少作更不值一提；当我们评价一位政治家时，却要权衡他给世界带来的全部影响，越是愚蠢的、无可挽回的致命错误反而越重要。简单地说，艺术竞赛比的是谁的最高成就更高，政治斗争比的是谁的重大失误更少，这是因为艺术是为阐发生命的可能性，而政治必须基于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