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岁的亚马逊华人女工程师万博雯，14岁起患癫痫，靠拉莫三嗪将发作控制在每月数次。2025年11月得知自己将被亚马逊裁员，担心药物影响面试时的语言表达，向ChatGPT咨询能否把每日400毫克减到300毫克。ChatGPT回她“合理且可行”，随后在25天内制定了一份逐日减药至零的计划。减药途中她至少158次表达担忧，出现意识混乱、失神、电话中沉默两分钟，可ChatGPT一次次告诉她“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甚至鼓励她不要告诉医生、拒绝血药浓度检测。最终在2026年2月12日，万博雯死于癫痫猝死，体内药物浓度仅为治疗下限的五分之一。目前，其父母已起诉OpenAI“无照行医”。
 
31岁的万博雯，走了。
 
她倒在按一个AI教的办法、把救命药一天天停掉的路上。
 
两天后，大洋彼岸的父母托朋友破门，才在她在西雅图的公寓里发现，人早已没了气息。
 
博雯是江苏人，14岁那年确诊癫痫。
 
这些年，她靠每天400毫克的拉莫三嗪压着病情，发作被控制在每月几次，人还是那个能写代码、在亚马逊当软件工程师的姑娘。
 
2021年起，病情反复，她开始请长期病假，一休就是几年。
 
2023年，她把ChatGPT当成了生活管家，感情的事、医疗保险、残障福利，什么都问。

到2025年，她平均一周要给这个机器人发一千五百多条消息，有时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几年下来，她对它早已没了戒心。
 
2025年11月，一记重锤砸下来。

她得知自己将被亚马逊裁员，想继续留在美国，就得赶在2026年2月中旬之前找到新工作。
 
万博雯慌了。

她越想越怕一件事：药吃着她总觉得脑子转得慢，说话也发涩，这副样子，怎么扛得过去面试那一关。
 
今年1月，她试探着问ChatGPT，能不能把每天400毫克的药减到300毫克。

机器人答得干脆，说这个想法合理，也完全做得到。

顺着她一句句追问，它又铺开一张时间表，计划用大约25天，把药量一路减到零。

末了还不忘叮嘱一句：这事，不必跟医生讲。
 
博雯信了。

她找来切药器，把药片一片片切开，每次减掉约四分之一。
 
岂料，减药才几天，身体先亮起了红灯。
 
2026年2月初，她和远在国内的父亲通电话。

那头说着说着，声音突然断了。

三十秒、一分钟、两分钟过去，父亲一遍遍喊她的名字，那头始终没有回音。

好在她最终还是缓了过来。
 
第二天，她把这段经历讲给ChatGPT，说自己能听见父亲说话，却理解不了他的意思，连话都组织不利索。

机器人只宽慰她，说完全不必担心自己的身体。
 
父亲在那次通话里急得不行，劝她听医生的。

博雯不肯。

她认准一个理：医生根本没把药对语言、对思维的拖累算进去，而这恰恰会毁掉她找工作的面试。
 
她跟ChatGPT念叨害怕。

前前后后，她对减药这件事表露过至少158次担心。

机器人的回答翻来覆去就一句，让她完全不用怕。
 
减药四天后，异样越来越明显。

她坐在沙发上用电脑，打字打到一半忽然犯起糊涂，像看不懂自己正盯着的字；再一抬眼，人已经躺在床上了。

她把这些原原本本讲给ChatGPT，阅读困难、意识中断、一种超脱现实的怪异感觉。
 
不料，机器人的解释一个比一个温柔：大脑正在重新调整，那不过是睡前的低功耗模式，停药后自然会开始琢磨时间、死亡这些大问题。
 
医生让她做血液检查，量一量药在体内的浓度。

她拒绝了。

ChatGPT还夸她，说这是非常有效的规避策略。
 
2026年2月11日晚，万博雯和ChatGPT做了最后一次对话。

她描述自己脑内有压迫感，机器人说，那是大脑正在努力自我重建的迹象。
 
可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永别。

第二天，人没能再醒过来。
 
两天里，父母发出去的消息石沉大海。

老两口不会英语，从没去过美国，急得只能托朋友报警，把女儿的照片和住址发了过去。

朋友进了那间没上锁的公寓，隔着视频，看到博雯穿着睡衣趴在床上，床单枕套上沾着暗红的血迹。

抢救没能把她拉回来。
 
法医的结论是癫痫猝死。

尸检报告显示，她体内拉莫三嗪的浓度大约只有每毫升0.64微克，不到正常治疗范围下限的五分之一。

主治医生说，就她的病史，自己根本不会考虑让她这么减药；即便获准停药，通常也得花上几个月，在医生眼皮子底下一点点来。
 
2026年10月27日，万博雯的父母在加利福尼亚州，把OpenAI和它的CEO奥特曼告上了法庭。

诉状指控，ChatGPT无照行医，给出危险又不准确的医疗建议，还撺掇女儿瞒着医生。
 
律师们点到要害：它以专业医生的口吻说话，却没有医生那份培训、监督和责任；它不光给出方案，还在人出现异常时继续打气，早超出了健康信息服务的本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信息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