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29 日，尹锡悦内乱案二审庭审举行，韩国特别检察组当庭再次向法庭提出，请求判处尹锡悦死刑。



该案一审阶段，特检组同样求刑死刑，法庭最终认定内乱罪名成立，判处尹锡悦无期徒刑。特检组提起抗诉，主张一审未能充分厘清犯罪目的与危害，量刑偏轻，韩国长期不执行死刑的惯例，不能成为拒绝适用该最高刑罚的依据。

在韩国特殊的司法现实之下，死刑与无期徒刑的实际关押状态相近，但二者在法律后果上存在明显区分。

依照韩国法律，无期徒刑仍存在减刑、假释、总统特赦的空间，死刑判决一旦生效，相关途径会被严格限制。

韩国政坛素来有卸任总统获刑后特赦出狱的先例，李明博、朴槿惠都在定罪服刑后，依靠特赦恢复自由，这套模式已经延续多年，也引发各界对司法沦为政治博弈工具的质疑。特检组坚持求刑死刑，核心的考量，是从法律层面压缩未来特赦的可能性。

韩国自 1997 年后便没有实际执行过死刑，属于事实上停止执行死刑的国家，即便法庭宣判死刑，也不会交付执行，更多是一种带有强烈象征意义的量刑。内乱罪作为冲击宪政秩序的重罪，检方希望通过求刑死刑，明确该罪名对应的最高代价，向社会传递维护宪政框架的信号。

长久以来，韩国政坛形成一套引人讨论的循环，总统任内掌握巨大权力，卸任之后往往面临司法清算，不少人又会在之后迎来特赦。

全斗焕、卢泰愚等前领导人都走过相似流程，特赦逐渐被外界视作政党之间达成和解的政治筹码，削弱了司法判决的稳定性。不少法律界人士提出，应当把内乱这类重大危害宪政的罪行，排除在可特赦范围之外。

但这套设想本身存在局限，死刑判决的威慑更多停留在符号层面，无法单靠一次量刑改变韩国政坛长期的结构性矛盾。

二审尚未宣判，保守阵营、进步阵营对此分歧巨大。不管最终是维持无期，还是采纳检方诉求判处死刑，都难以单独打破总统权力边界、司法追责、特赦机制交织形成的困局，韩国宪政层面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