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年的红军，是一群高中生，拉着一群初中生。尽管是比喻，却揭开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真相：这支创造人类远征奇迹的队伍，是一支极度年轻的队伍。

长征出发时，红军作战部队的平均年龄也就二十岁上下，师团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五岁。更夸张的是，十四到十八岁的战士，占了总人数的将近四成！甚至还有一群连十岁都不到的“红小鬼”，背着快赶上自己身高的步枪，跟在队伍里翻雪山、过草地。

这群孩子，放在今天，正是坐在教室里背课文、因为作业写不完跟家长闹脾气的年纪。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肩上扛的，是一个民族的活路。

七岁的向轩，是贺龙元帅的外甥。他母亲贺满姑被敌人杀害后，他跟着大姨贺英长大。1933年，游击队被重兵包围，贺英身负重伤，临死前把一个装着枪和银元的包袱塞给七岁的向轩，让他去找红军报仇。向轩腿上中了弹，一瘸一拐地跑了出去，找到了贺龙，最终成了一名红军战士。九岁那年，他跟着红二方面军踏上了长征路，是长征队伍里年纪最小的红军战士之一。

还有万曼琳，七岁参军，是连队里唯一的女兵。因为长得圆头圆脑，战友们叫她“小皮球”。九岁不到，她就跟着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爬雪山的时候，她太小了，踩不住草根，只能拉着马尾巴，一步一步往上挪。到了延安，她被安排到康克清身边当勤务兵，这才慢慢学会了识字。

有人可能会问，这么小的孩子，在那种天天打仗的绝境中，是不是早就麻木了？恰恰相反，这群“红小鬼”身上，依旧保留着动人的一面。

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写过一件趣事：有个红小鬼拿自己养的兔子，跟老乡换了个西瓜。西瓜吃完了，他越想越后悔，心里惦记着那只兔子，非要跑去找人换回来。斯诺看着这帮行军路上带着小猴、鸽子、小白鼠的少年，感慨说这哪像一支刻板的军队，长长的队伍里带着宠物、一路唱歌，就像一场少年人的远足。可实际上，这场“远足”的背景，是血战、饥饿和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

有个十六七岁的饲养员，负责照顾一匹小红马。路上干粮少得可怜，他自己饿着肚子，偷偷抓一把青稞喂马。战友劝他，人都活不到陕北了，还顾马干什么。他舍不得，过河爬山的时候死死护着，怕马滑倒，怕马被枪弹惊着。

这些孩子，绝大多数出身贫苦，有放牛娃、有学徒、有孤儿……可到了红军队伍里，没人把他们当作异类，都是一视同仁。斯诺写过，有个小通讯员，斯诺随口喊了声“喂”，那孩子立刻严肃地纠正他：“我是通讯员，你应该叫我同志！”

红军这支队伍，自然也会护着他们。有儿童团、少先队，有识字班，规定不许打骂小鬼，优先安排他们做通信、宣传、卫生这些相对安全的活。行军路上，干部和老兵会牵着他们、背着他们，匀出口粮给他们。他们是早熟，但没有彻底失去童心；他们会打仗，但队伍尽量维护他们作为孩子的体面。

这群本该在父母膝下撒娇的少年，用他们还带着稚气的肩膀，扛起了当年快要塌下来的中国。我们今天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聊他们的故事，是因为当年那群“高中生”和“初中生”，替我们把最苦、最险、最没希望的路走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