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朝臣们的伙食情况如何？

五代承接晚唐，又乱于唐末的战乱，一日三餐还没有成为上层官员的稳定习惯。据《旧五代史》《五代会要》 载，多数官员日常仍是两餐制，只有宰相、枢密使这类核心近臣，因为要长期在宫城、枢密院轮值，才固定为早、中、晚三顿饭，底层吏员、百姓几乎一律两餐。朝会、值守的作息跟着君主的习惯走，五代君主大多勤政，也常有临时召对，吃饭时间很不稳定。

官员寅时起身，凌晨三四点入宫等候朝见。朝会结束多在辰时（7—9点），这是第一顿。五代延续唐制，有廊下食，由光禄寺供应，本是给赴朝文武的赐食。但五代财政不稳，时兴时废，远不如盛唐稳定。政局平稳的年份，廊下食按品级分等：宰执、枢密使等重臣，供给羊肉、面饼、羹汤、果子，配酒；一般朝官多是蒸饼、粥、猪肉羹、腌菜。战乱、藩镇割据、国库空虚的时候，廊下食直接停供，或者用料缩水，肉少菜多，甚至只给粗饼、稀粥。没有廊餐的时候，官员只能在宫门外的市肆买吃食，汴京、洛阳城外的摊点多卖胡饼、粥、馓子、肉羹；有家的官员，退朝回宅吃早饭，家常以粥、蒸饼、汤饼为主，佐以脯腊、酱菜，大多清淡简单。

午时（11—13点）吃午餐，也是分量最重的一餐。如果在中书、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当班，衙门设有公厨，承袭唐的堂厨制度。衙门公厨，钱物大多来自本衙的公用杂物钱、场务抽成、罚没之物，朝廷很少专项足额拨付。中原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中枢公厨尚能稳定供饭，肉食以羊肉为主，辅以猪肉、鸡鸭，配米面、时蔬羹汤；南方十国的朝廷，江南、吴越、闽国、南唐的公厨水产更多，鱼、蟹、莲笋常见。不在衙门值守，便在家中进食。朝臣贫富差距极大，历经战乱、家无余资的文官，一餐不过一盘肉、一碟青菜；手握兵权、藩镇出身的权臣，宴席可以水陆杂陈，羊、鹅、野味、鲜果齐备。

酉时（17—19点）吃晚饭。这一餐据较灵活，很多官员如果白天已经吃饱，就不吃正餐，只少量吃点心、喝点粥。只有长期值夜班、君主夜召议事的枢密、近臣，才会安排一顿晚饭。晚饭普遍简约，多用午间剩食，或是简单面食、羹粥。五代风气粗悍，武臣占朝堂主流，很多武臣习惯晚间聚饮，这属于社交宴乐，不是固定日常晚饭，常常通宵饮酒，和士大夫清淡晚食完全是两回事。

膳食的支出来源，可以分成这几类：
第一是俸禄。五代官俸制度混乱，中原王朝多次减俸、折俸，经常不发现钱，以粮食、布匹、盐、草料抵充。禄米是主食根基，折得的绢、盐可以变卖换钱，采买肉菜。五代俸禄厚薄波动极大，后周世宗时期整顿吏治，俸禄相对稳定；后汉、后晋战乱阶段，很多中下级京官俸禄拖欠，仅靠俸粮勉强糊口。十国里南唐、吴越财力宽裕，官员俸禄更丰厚，楚国、闽国后期赋税苛重，俸禄也常常难以足额发放。

第二是光禄寺廊下食、节庆赐食。廊下食是制度遗存，但是时断时续，算不上稳定供给。元旦、冬至、帝王寿辰，会赐宴；立春赐春盘、端午赐粽、重阳赐糕，属于不定期恩赏。另外，奉命出使、接待使者，有地方供给的“下程”，提供沿途饭食物料。一旦战乱四起，这类赐食随时取消。

第三是衙门公厨的公用经费。五代没有宋代规范化的公使钱制度，公厨属于衙门自筹，中枢机构尚可维持，次要衙门、地方藩镇属官，公厨时有时无。藩镇强势的时候，节度使幕府的公厨反而比朝廷衙门还要丰盛，由藩镇辖区内商税、田租供养。

第四是职田与禄田。五代保留了职田旧制，中高级官员可以领职田，收取田租米粮、蔬果、禽畜，补贴家用。但是中原屡遭兵祸，土地荒芜，很多职田有名无实；南方十国土地相对安定，职田的收益更实在。

第五是馈赠、藩镇进献、私产与武臣的额外收入。五代朝堂武臣势力压倒文官，很多朝中重臣本身就是藩镇，掌控辖区财赋，田庄、盐利、商税都可以用来支撑饮食。地方藩镇、属官的进献土仪非常普遍，羊肉、鲜鱼、时果、腊味源源不断送到京中高官宅里。清贫文官没有这些门路，只能依靠微薄俸禄和职田。还有一个五代独有的特点：不少武将靠劫掠、赏赐获得财物，饮食奢靡无度；颠沛流离的底层朝官，甚至常有衣食不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