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身份暴露后押往 36 师师部，宋希濂敬佩其才学，下令不用刑、给宽敞居所、礼遇相待，意在劝降，瞿秋白始终坚贞不屈。

1935年5月13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第三十六师的监禁处写下一份供词。
军法人员要弄清他的政治经历和苏区情况，他却在文字中谈苏区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批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身份已经暴露，供词也写了，国民党方面仍没有等到所希望的投降声明。

几天后，他又写出一篇远远超出普通审讯记录的文章。
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写成《多余的话》，回顾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坦白讲述做政治领导工作的痛苦和失误。他对自己的评价很不客气，却没有借此向看押他的人表忠。师长宋希濂允许他读书、写字，却没有给他自由。

宋希濂管着这座设在长汀中学校舍里的师部。
瞿秋白被押来后，他安排较宽敞的住处，供给书桌、纸笔和书籍，改善伙食，准许就医。他日后还谈到，曾要求部下不要使用镣铐和刑罚。第三十六师仍有军法处审讯，外来的特务人员照样接触囚犯。门没有打开，审讯也没有停止。

宋希濂早年在长沙读书时，接触过瞿秋白介绍苏俄的著作；1924年入黄埔军校，还曾参加共产党，后来脱离，追随蒋介石。瞿秋白的文章和报告，他并不陌生。到了1935年，昔日读过其文章的青年军官已是国民党师长，两个人分处军事审讯的两端。

宋希濂想争取的，是瞿秋白公开改变政治立场。
瞿秋白曾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翻译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文化界也有声望。若能让他放弃原来的主张，哪怕只留下公开的归顺声明，国民党方面都能拿来宣传。

宋希濂选择以较好的生活条件争取他，既有对学识的敬重，也有希望劝降成功的打算。他的部属仍在审问苏区的组织情况，却始终拿不出一份投降声明。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肺病严重的瞿秋白留下承担宣传教育工作。

到1935年初，留守部队遭到持续进攻，组织安排他经福建转往香港，再去上海隐蔽治疗。2月下旬，同行人员在长汀水口一带遭地方保安武装袭击，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围，瞿秋白因病未能逃脱。

他起初没有报真名，而是化名林琪祥，自称医生，在上杭被拘押时还提出保释申请。他试着寻找担保，争取以这个名字离开监狱。后来其他被捕人员提供线索，国民党方面追查、指认，才弄清他是谁。到了长汀师部，靠假名字脱身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身份一经确定，南京方面也插手进来。军统安排闽西人员协助第三十六师审讯，中统随后派人前来劝降。宋希濂掌握看押方式和日常供给，能够让瞿秋白吃得好些、写得安静些，却管不了蒋介石如何决定这个重要政治犯的去留。

他在狱中没有放弃对日后生活的设想，谈过翻译俄国文学的愿望，5月28日给郭沫若的信里也提到自己至今没能译出一部满意的文学作品。《多余的话》中对政治角色的反省同样尖锐。

可当劝降人员要求他脱离共产党时，他没有答应；他想继续做文学工作，并没有变成向国民党效忠的承诺。


6月2日，蒋介石向蒋鼎文发出电令，要求将瞿秋白就地枪决，并拍照呈验。6月4日，《福建民报》记者李克长来到监所，见瞿秋白正在刻印章。采访谈到鲁迅、左翼文学和苏区的文艺工作。处决命令已经发出，师部仍准许记者访问这名等待处置的囚犯。

6月中旬，陈立夫派来的王杰夫等人到长汀，提出可以让瞿秋白从事教学或翻译，只要不再参加共产党活动。瞿秋白没有接受这份安排，处决命令也未被撤销。宋希濂能够为劝降提供便利，却没有改变南京的决定。

6月18日，瞿秋白被押往长汀罗汉岭枪决，年仅三十六岁。

命令来自蒋介石，执行由第三十六师负责。宋希濂参与组织行刑，原先的优待到此全部停止。为劝降提供的时间、纸笔和住处，留下的却是瞿秋白自己写下的文字。

6月27日，宋希濂给蒋鼎文发电，报告寄送瞿秋白临刑前后照片，以及在上杭、长汀的供词、《多余的话》等文件。国民党中统机关主办的《社会新闻》不久节载了《多余的话》，其按语仍指责瞿秋白至死没有悔过。这篇文章没有被国民党方面用来宣布劝降成功，反而成了指责瞿秋白的。

几十年后，《多余的话》又被卷入关于瞿秋白是否变节的争论。1979年启动复查时，调查人员查阅当年审讯、访问有关人员，也核对了地下交通线是否因瞿秋白被捕遭到破坏。复查报告排除了其出卖同志、泄露机密的指控；相关交通线一直保存到1937年底。

1980年10月19日，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为瞿秋白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