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推演：如果36岁的瞿秋白没有牺牲，建国后会是什么级别？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吴玉章担任常务理事会主席。
二十年前在莫斯科，他曾同瞿秋白讨论汉字拉丁化，尝试用新的拼写办法帮助中国工人识字。
两人当年研究的事情，此时已经进入新中国的公共事务。

瞿秋白如果没有在1935年牺牲，1949年刚好50岁。他曾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也办过报纸、管理过苏区教育。倘若走到建国后的任命现场，他的早期领导资历与后来的专业工作，可能把他带向两种不同的岗位。

1929年，瞿秋白在苏联拟出《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他研究汉语读音，考虑怎样用拉丁字母记录汉语，让识字困难的工农有较为简便的学习办法。他同吴玉章等人讨论，又与苏联语言学者交流。1931年，海参崴举行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瞿秋白的方案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基础。此时他已离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这场人事变化发生在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王明等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

几年前还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失去了参与政治局决策的职位。
1927年8月，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主持八七会议，随后担任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年仅28岁。当时各地党组织遭到破坏，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刚刚展开。

11月，中央又发生盲动错误，造成损失，随后受到纠正。
1928年六大后，他仍当选政治局委员，但留在莫斯科主持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国内日常领导事务由其他干部承担。

1930年返回上海后，瞿秋白参与纠正李立三的冒险错误。
退出政治局后，他继续翻译、办刊，与鲁迅合作推动左翼文化活动，也研究大众语和普通劳动者的识字问题。这些工作需要写文章、组织作者、编辑报刊，与领导中央机关和指挥武装斗争已有很大区别。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瞿秋白人在上海，却被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相当于当时苏区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长。徐特立代理他的职务，主持日常教育事务。

1933年，张闻天批评苏区教育工作落后，年底又与冯雪峰商议，经博古同意，通知瞿秋白到瑞金履职。
直到1934年2月5日，瞿秋白才抵达瑞金履职。中央苏区教育部门下设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艺术、编审等机构，还要管理列宁小学、师资培养和工农扫盲。

他与徐特立等人推动学校和教育制度建设，又兼管艺术工作，主持《红色中华》编辑。原先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的瞿秋白，此时要处理学校管理、教育规章和机关报的日常编务。

苏区教育人民委员管辖的地方，仍限于红军控制的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瞿秋白请求随主力出发，未获批准，被安排留守，承担宣传、教育工作。

肺病加重后，组织安排他转道香港去上海治病。1935年2月24日，他在福建长汀遭地方保安武装袭击而被俘，6月18日遇害，年仅36岁。

此后的十四年，党中央经历遵义会议之后的领导调整、抗战、延安整风、七大和解放战争。
没有参加这些工作的瞿秋白，也就没有继续获得新的中央任命、领导根据地或参与全国建政的经历。若他当年脱险，重新获得哪些职位，还要由这些年的实际工作决定。

与瞿秋白在同一次全会上退出政治局的李立三，后来继续从事工会工作，1949年出任劳动部部长。曾在遵义会议后负总责的张闻天，建国初在东北工作，1951年任驻苏联大使。

他们早年的党内地位，并没有转化成完全相同的国家职务。
1949年10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是郭沫若，副主任包括马叙伦、陈伯达、陆定一和沈雁冰。文化部由沈雁冰负责，教育部由马叙伦负责。郭沫若是无党派人士，马叙伦属于民进，陆定一和陈伯达在党内从事宣传工作。这些任命同时包含了党内干部和文化教育界代表。

瞿秋白若能长期留在宣传文化教育系统，以部级领导岗位为参照，最贴近他已经履行过的职责。
若推到政务院副总理或中央政治局委员，就还要有1935年以后重新进入中央重要岗位的实际经历。况且政务院部长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政治局委员属于党内职务，两者也不能直接按同一行政级别换算。

1951年，政务院决定在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由马叙伦任主任、吴玉章任副主任。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吴玉章担任主任。

瞿秋白当年拟定的拉丁化方案并未原样成为新中国的文字政策，但与他共同参与过文字改革讨论的吴玉章，继续负责这项工作。

那一年，瞿秋白若还在世，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