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骨头硬？经济独立给了他底气！鲁迅当年薪资水平远超常人，1912 年初入教育部，初发津贴 60 大洋，在当时的北平，这笔收入足以保障他不必为生计向强权低头

1925年10月16日，鲁迅写了一份交给平政院的互辩书，专门谈到自己身上的两重身份：在教育部是官员，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教员。教育总长章士钊指责他违抗部令、参加校务维持活动，鲁迅则要求对方说清楚，他究竟在教育部违反了哪一道职务命令。

两个月前，章士钊已经呈请段祺瑞免去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
8月14日，免职令发表。鲁迅已在政府部门供职十三年多，享有荐任文官的正式待遇；章士钊掌握教育部行政权，免职又得到段祺瑞批准。

鲁迅没有撤回对学生的支持，8月22日把教育部告到平政院，月底交了三十元诉讼费。
这份官职的收入相当可观。1912年，鲁迅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5月随机关迁到北京。那时官制未定，5月30日领取津贴六十元。8月正式任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来薪俸逐步提高，到1916年每月三百元。

在教育部几十名职员中，拿到同一档薪水的人并不多。他经手的事务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和文艺工作，业余还购书、搜集碑帖、研究中国小说史。

鲁迅也有一笔不小的家庭账。1919年买下北京八道湾的院子，房款三千五百元，修缮、税费还要另算。积蓄、出售绍兴旧宅所得拿了出来，仍向朋友借钱。1923年，他又买下西三条的住宅，迁出八道湾，翻修房屋增加开支，母亲等家人的生活也要由他承担。

最麻烦的是，官俸虽高，未必按月发。
1921年，教育部名义上应发给他三千六百元，日记记下的实收却只有二千五百五十元。他到午门索过薪，也向朋友、钱庄借过钱。那年六月，领到拖欠的一、二月薪水六百元，当天就还给钱庄二百元本金、六元利息，还支付了煤钱和赈灾捐款。

到了年底，六月的工资仍只拿到三成。

从1920年开始，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处兼课。
学校支付的课酬远低于教育部俸禄，有时同样拖欠，却多了一条谋生渠道。

1923年12月，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娜拉走后怎样》，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他讲女子离开家庭之后如何维持生活，也说经济自由无法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全部牵制。

1925年，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宣布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学生，校内冲突加剧。5月27日，鲁迅与其他教师在《京报》联名发表宣言，支持学生。双方争执从校长的处分扩大到学校应由谁主持，教育部开始直接介入。

8月10日，教育部下令停办学校，随后派人接收。师生组织校务维持会，鲁迅参与其中。失去官职后，他仍然讲课，9月起先后到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中国大学任教，年底又参与编辑报纸副刊。那一年他记明数额的兼课收入约六百九十元，其中一部分还是过去拖欠的课酬。家用和债务并未随免职令一起消失。

平政院是当时专门受理行政争议的机构。
9月12日，平政院决定由第一庭审理鲁迅的起诉。双方先后提交诉状、答辩书和互辩书，争论集中在职务命令与文官惩戒程序。

章士钊在答辩中强调学校局势紧急，怕其他官员效仿。按照当时的文官惩戒制度，主管官员认为属员应受惩戒，须先交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审查。章士钊却主张先免职，随后补办手续。鲁迅在互辩书中坚持，校内教员参与校务不等于教育部官员违抗职务命令，处分还须有事实与合法程序。

1926年3月23日，平政院裁决撤销免职处分。裁决指出，教育部未证明鲁迅抗令，而且绕过了惩戒程序。月底，政府发出训令要求教育部执行。此前教育部还曾提出让鲁迅另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助理员，鲁迅没有接受，继续要求撤销原处分。

女师大的校务争执没有由这份裁决一并解决，旧欠工资也没有马上结清。同年7月21日，鲁迅从教育部领到九十九元，竟还是1924年2月的一部分薪水。

一星期后，他收到厦门大学四百元薪水和一百元旅费，赴厦门任教。此后又到广州中山大学，1927年迁居上海。他还接受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特约著述聘请，按月领三百元报酬，同时从翻译、著作出版取得收入。

1930年，领取这笔报酬的鲁迅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继续公开批评国民党政府。

1929年，北新书局拖欠版税，鲁迅请律师交涉，双方议定把一万八千余元欠款分期偿付，并在出版物上使用版税印花，以便逐册核算。

1931年底，教育部裁撤特约著述员报酬。
1932年3月2日，鲁迅写信给许寿裳：“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又写道：“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希释念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