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先落在她的被角，才肯爬上窗台。护士推门时带进一阵风，她蜷了蜷手，像一片秋天忘了落的叶。

医生翻着病历，那些针剂的名字念出来，都成了死胡同。过敏，耐药，过敏，耐药。我数着天花板上的裂纹，数到第七道，听见自己吞口水的声音。

她问今天打几瓶。我说先吃饭。粥在碗里凉着，她的眼睛还停在输液架上，那根细细的管子，昨天还滴着，今天就空了。

走廊尽头有人出院，行李箱的轮子响得欢快。我站在开水房窗口，看楼下的树，叶子被风翻来覆去地看，像翻一本找不到答案的书。

她说想回家。我说好。没告诉她，家那边的医院，也得重新挂号，重新求人，重新把希望押在一张陌生的床前。

她把枕头拍松，又拍松。仿佛只要拍得够轻，就能拍走那些打不进身体的药，拍走那句“你们转院吧”，拍走这一生，所有没来由的过敏。

我没说话。窗外的树影挪过来，盖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热的，像小时候领我过马路那样，攥着被单的边。

攥着，就不算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