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为自己所属的知识群体造的梦，是一个精神（内功）与道理（招式）可转化为武力的世界。在此世界中，分裂、霸道、自我阉割的力量虽可能是强大的，但只有身心合一、融贯无碍的生命是可爱的，且是真正能够恒久强大的。霍布斯说，人人暴力皆相近，是一切政治的基本事实，所以政治之道量胜于质。然而在精神领域，人际差距实在巨大，且心智较弱者即便团结，也只能壮声势，无法真相加，因此以一敌万乃等闲事。可见哲学之道质胜于量，再多庸碌之辈，也抵不上一个苏格拉底。然而《理想国》开篇就问：如果对方不听，讲理又有何用？苏格拉底被当下现实中的政治蛮力架走后，只能谈谈“理想的”政治可能性。人类的勇武程度不仅取决于武力强弱，也取决于被暴力毁灭的事物有多么珍贵；巴黎人一到兵临城下就投降，断然打不出莫斯科人对抗拿破仑、希特勒时那种玉石俱焚的仗。同理，一个人身上的知识越繁多，文化越精致，往往越惜命；他的拳头不一定更弱，但拳头的相对比较优势一定更弱；人只愿在擅长的方面与他人比高低，“文弱”乃必然现象。蛮族勇武不复存，这才是千古文人侠客梦的源头。除《越女剑》之外，金庸的故事都发生在军事贵族没落之后的时代，更有三部代表作以最重文轻武的宋朝为背景。“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反过来说便是：行动上没有出路的知识分子遁入了观念的内在堡垒，无力改造世界者只好专注于解释世界（以图间接地改造世界）。金庸却把《太玄经》写成武功，能打自然就有出路了。不仅如此，文化若能化作武功，文人身上的卑微隐忍也就一扫而空。“武人性快，若释旧恶于杯酒之间，终欢可解。文士难犯，虽修睦于外，而蓄怒于内。”《旧唐书》中此语，正如尼采所说武士的主人道德与教士的奴隶道德之别。武者间的敌对倾泻于拳脚和身体，心中仍可相互理解并引为挚友；文人间的敌对多限于狭隘的偏见，心中彼此的形象也被扭曲，便少了许多相争相惜的故事。金庸用武人的豪迈取代了文人的隐恨，小说中最有士大夫性格者，要么是岳不群那样的阴毒伪人，要么是陈家洛那样的陈腐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