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武汉女大学生谈了个黑人男友，没想到这件事情被老师知道了，当即追问是否跟黑人留学生发生过什么。女生摇头否认，未曾想，老师竟然告知她的黑人男友是一个艾滋病患者。

2002年的朱力亚，拿的完全是“大女主”剧本。

陕西农村出来的姑娘，家里条件一般，但她争气啊。英语成绩拔尖，被破格保送进武汉的重点大学，还是班干部。
 
在同学眼里，她勤奋、独立，课余时间还要打工赚生活费，是那种未来一定会在大城市扎根的精英苗子。
 
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一家音像店。
 
朱力亚去买《泰坦尼克号》的碟片，碰到了一个因为语言不通急得团团转的外国小伙。
 
朱力亚心善，上去帮了忙，这一帮，就帮出了一段孽缘。
 
这男的叫马浪，自称是巴哈马的留学生，还是学医的。
 
在那个年代，“留学生”这三个字自带光环，再加上人家是学医的，长得高大，嘴又甜，每天电话嘘寒问暖，陪练口语。
 
朱力亚也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哪经得住这种“降维打击”？
 
两人很快就陷入了热恋。
 
在朱力亚眼里，马浪绅士、体贴，比那些毛头小子强多了。
 
她甚至开始规划未来：结婚、生子，甚至想过以后一起出国深造。
 
热恋中的人，智商往往不在线，但身体的反应是最诚实的。
 
朱力亚发现，马浪经常生病。
 
低烧、咳嗽、身上起红疹子、嘴角长疱疹。
 
作为一个医学生，马浪的解释是：“没事，我是专业的，小毛病。”
 
朱力亚不仅信了，还在马浪生病时悉心照顾，完全没想过要做什么防护。
 
她觉得，他是医学生，肯定比谁都懂健康，而且既然爱我，怎么会害我？
 
2004年4月，马浪突然说要去北京办签证，然后——人间蒸发了。
 
朱力亚还在傻傻地等消息，直到学校辅导员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辅导员脸色铁青，问得直白又尖锐：“你跟马浪，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关系？”
 
朱力亚脸涨得通红，羞愤交加。在那个年代，女大学生被当众问这种隐私，简直比杀了她还难受。
 
她下意识地摇头：“没有，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辅导员叹了口气，抛出了那个晴天霹雳：“你别瞒了。马浪确诊艾滋病晚期，已经被强制遣返回国了。我们查过，他是赞比亚人，根本不是巴哈马人，在老家早就结了婚，还有病。”
 
那一刻，朱力亚觉得天塌了。
 
后来的检测结果，大家都猜到了，HIV阳性。
 
那个曾经规划着美好未来的女大学生，一夜之间被打入地狱，但这还不是最绝望的。
 
最绝望的是周围人的眼光。
 
学校里，同学们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她；食堂里，阿姨把她用过的饭盒狠狠摔碎；邻居在她家门口泼粪。
 
学校劝退，众叛亲离。
 
她不敢告诉父母，只能一个人躲在出租屋里，写好了遗书，准备结束这荒唐的一生，但就在这时候，她遇到了一个转折点。
 
她接触到了艾滋病互助群体，看到了一群同样遭遇的人，在绝望中依然努力地活着。
 
朱力亚突然想通了。
 
如果我就这么死了，马浪那个骗子依然逍遥法外，而我，将永远是那个“不知廉耻染上脏病”的受害者。
 
我要活，而且要大声地活。
 
2005年，朱力亚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她公开了自己的病情，出版了《艾滋女生日记》，甚至走上央视，走上两百多所高校的讲台。
 
她不是为了博眼球，她是用自己的伤疤，给所有年轻人上一课，她说：“原谅马浪，但绝不原谅无知。”
 
事情讲到这，拾九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很多人看这事，容易陷入两种极端：要么骂朱力亚“崇洋媚外”“活该”，要么把她捧成“抗击艾滋的英雄”。
 
但在我看来，朱力亚的悲剧，核心不在于她爱了谁，而在于信息的不对等。
 
那个年代的我们，对“艾滋病”这三个字太缺乏敬畏了。
 
我们总觉得那是非洲的事，是吸毒者的事，离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很远。
 
朱力亚缺的不是智商，她缺的是有人在她陷进去之前，把血淋淋的风险摊开在她面前。
 
马浪利用了她的善良，利用了那个年代人们对“留学生”的盲目滤镜，更利用了性教育的缺失。
 
朱力亚后来的勇敢，值得敬佩，但这份敬佩背后，是巨大的代价。
 
她在24岁那年就因病去世了，花期太短，代价太大，所以，拾九今天重提旧事，不是想搞什么地域歧视或者种族对立。
 
爱情不分国界，但病毒不分国界。
 
我想说的是，无论对方是谁，无论光环多重，在健康和安全面前，永远不要交出你的底线。
 
盲目的信任，有时候就是递给对方的一把刀。
 
朱力亚用生命换来的教训，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听进去了，别让你的无知，成为别人伤害你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