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形势对社会、国家、民族发展非常不利，辛辛苦苦读到博士毕业，本该是家里最体面的事，可如今不少硕士博士，连婚都不敢结。

孩子不是不想成家，是结不起、也不敢结——工作像走钢丝，房子贵得像座山，两头一夹，很多高材生就这样被“卡”在了半路。看着是个人的难处，往深里说，是一个国家最值钱的宝贝，正被一点一点耗掉。

先说这“非升即走”四个字，大白话就是：进高校当老师，给你几年时间，出不了成果、升不上职称，就得卷铺盖走人。

这么设计，本意是逼着年轻人出成绩，别一进校门就混日子。可关键是，这个“走”字落下去有多狠、多急，直接决定一个人是成才还是被毁。

最近，香港大学政治学教授李连江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话说得毫不客气：我们现在的“非升即走”完全变了味，这不是在培养人才，而是在毁灭人才。

他还点出要害——美国的终身教职制度，是招你进来就信你能留下，一个萝卜一个坑；国内一些高校，明明只有一个编制，却招十几二十个人进来互相淘汰。

你琢磨琢磨这话的分量。美国的“萝卜坑”，是先认定你这颗萝卜能长好，给你地方、给你时间慢慢培育。

我们这边倒好，一个坑挖出来，塞进去二十颗苗，谁长得快谁留下，剩下的连根拔掉。李连江说得难听却实在：这哪是保护人才，分明是极其野蛮的淘汰制，进门就把人坑掉。

平心而论，“非升即走”当初不是没道理。没有考核，确实会养出混日子的人，国家白花钱。可一个好制度，最怕被用歪了。

在我看来，制度本身没罪，罪在用的人只图省事：指标越压越高，考核越定越狠，最后不是比谁学问好，而是比谁更能熬、更能灌水。这几年，也有学校自己踩了刹车，公开说不搞这一套了。

这一套落到人身上，就是年轻人实实在在的苦。博士读完都二十七八了，正是该成家的年纪，可一份“几年一赌”的合同摆在面前，谁敢把终身大事押上去？

对象一听“三年后还不知留不留得下”，心就凉了半截。不是我矫情，婚姻要靠安稳托底，饭碗天天晃，家就安不下来。

再说房子。就算工作稳了，房价和工资的差距，还是一道天堑。凭自己那点工资，攒一辈子可能都凑不齐首付；家里要是帮不上，结婚生子真就成了奢望。

我常想，一个博士、一个硕士，本该是社会最能干的一批人，怎么连“成家立业”四个字里的头两个，都够不着了？

尤其让人心里发堵的是，很多孩子能一路读到博士，靠的是全家咬着牙供。等他们毕业，家里那点积蓄早掏得差不多了，哪还有余力帮着买房？

于是，最该成家的一批人，偏偏卡在最尴尬的坎上。我个人觉得，国家培养出一个博士，等于全家人十年八年搭进去的指望，要是连让他安心成家都做不到，这份投入就打了折扣。

说白了，这早不单是高校老师的事。高校里的“非升即走”，是人才压力的一面镜子，镜子里还照着无数普通年轻人：加班到深夜不敢停，工资涨不过房价，想生娃又怕养不起。

一代人的婚恋、生育被现实逼得一退再退，不是谁矫情，是日子真就这么过的。看着身边那些比我优秀得多的人被拖得喘不过气，我心里确实不是滋味。

有人会问，这是不是把个人那点事说大了？一点都不大。往后看几十年，国与国竞争，说到底争的是人才，是那些脑子最好使、最肯钻研的人。

今天拼芯片、拼人工智能、拼硬科技，拼来拼去，拼的就是谁家的高材生愿意留下、能安心干上十年二十年。

你把最聪明的一批人耗在“明天还在不在”的焦虑里，耗在“结不结得起婚”的无奈里，等于是在帮对手省钱。

李连江有句话我特别认同：每个民族都会出一批脑子极聪明、却不擅长世俗营生的人，他们在国与国之间的智力竞争里是主力军。你得像护宝贝一样护着他们，别让他们为琐碎生计耗掉命。

一个国家要赢下这场看不到终点的长跑，靠的正是这样的人，能安安心心坐在书桌前，十年、二十年钻一件事。

再说直白点，一个民族最怕的，不是暂时的落后，而是把自己最聪明的那批人给糟蹋了。

高材生不是街边的石头，随处捡得回来，那是读十几年书、家里供十几年、国家养十几年，一点一点焐出来的。今天让他们心凉了，明天吃亏的就是咱们所有人。这不是吓唬人，是明摆着的账。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事不能只怪年轻人，也不能只怪学校。年轻人想稳一稳再成家，天经地义；学校想逼出成果，出发点也不算坏。坏就坏在，把好东西推到了极端，把人当成了消耗品。

我总觉得，一个社会最怕的不是出问题，是出了问题没人当回事。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谈这件事，讨论本身就是好事——它终于被看见了。

好消息是，方向已经摆在那里：制度越改越有人情味，保障越做越实，房子、就业这些硬骨头，国家也在下力气啃。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只要人心不散，把该给人才的安全感给足，那些肯吃苦、肯钻研的年轻人，终究会心甘情愿留下来，把家安下，把学问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