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我们更要警惕“恩格斯停顿” 及其影响

1）最近有朋友问我怎么看待“恩格斯停顿”，我专门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些调研。19世纪，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梳理了英国工业革命后近80年的经济与工资数据，他发现了一个核心矛盾——当时的英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财富总量快速增长，但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却长期陷入停滞，经济增长的红利绝大多数流向了资产阶级。后来有学者把这种“劳动生产率持续上涨、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速长期跟不上甚至陷入停滞”的现象，称作“恩格斯停顿”。

2）一些朋友可能要问，那么当今世界是否也存在陷入“恩格斯停顿”的风险？要判断我们所处的时代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过去3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数据。下面这组数据综合了世界银行、OECD、世界不平等实验室等权威机构的统计结果，受各国统计口径差异的影响，数据算不上绝对精准，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

全球主要经济体过去30年GDP增长与民众收入分配对比（1995—2025，实际不变价，年均增速）国家GDP年均增速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居民收入年均增速中低收入者年均增速居民收入与GDP差距中低收入者与GDP差距印度5.9%4.2%4.0%3.0%1.92.9巴西2.4%1.0%1.3%0.7%1.11.7韩国3.4%2.9%2.6%1.8%0.81.6美国2.0%1.4%1.4%0.6%0.61.4日本0.8%0.9%0.2%0.0%0.60.8意大利1.1%0.5%0.5%0.1%0.61.0加拿大1.8%1.1%1.3%0.8%0.51.0英国1.7%1.0%1.2%0.8%0.50.9法国1.5%1.2%1.0%0.7%0.50.8德国1.5%1.3%1.1%0.5%0.41.0俄罗斯1.9%1.7%1.5%0.9%0.41.0（注：排序按居民收入与GDP增速差距由高到低排列；中低收入者指收入后50%群体）

3）从上述表格里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恩格斯停顿”已经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事实了。过去30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GDP和劳动生产率都保持了缓慢增长，但普通居民平均收入增速普遍低于GDP增速，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更低。最典型的是日本，过去三十年，日本中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几乎零增长，很多普通人的购买力，和三十年前没有明显差别。

这恰恰是日本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在日本传统优势产业遭遇中国强有力挑战的背景下，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引发日本进口的能源等价格高企，日本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这对日本普通人的生活影响很大。我们通过媒体关于一些日本“吃不饱饭”等极端案例的报道，可以发现，日本长期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的成色正在迅速减退，而这可能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复活的重要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

4）西方国家出现“恩格斯停顿”的核心原因，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分配持续向资本倾斜、向高收入群体倾斜。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创造的新增收益，更多变成了企业利润、资本增值和顶层人群的财富，而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整个国民收入里的占比，一直在缓慢下降。这不是某一个西方国家的个别问题，而是过去几十年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也是发达国家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根本原因。

5）“恩格斯停顿”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现象，它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这种分配失衡的局面，最先冲击的就是社会稳定。当西方国家中下层民众的收入增长长期陷入停滞、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催生民粹主义思潮，让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社会共识越来越少，社会内部的撕裂也会不断加深。这其实可以解释“特朗普主义”为什么会在美国兴起，也可以解释极右翼思潮为什么会在欧洲多国崛起。

6）“恩格斯停顿”导致民粹主义抬头，而民粹主义抬头不仅不能从制度上解决“恩格斯停顿”背后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甚至可能因为民粹主义倾向于反建制、反权威和对外实施保护主义政策，而让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在受到冲击的同时，经济发展也会面临长期不利影响。我们看一下，很多发达国家在应对这个问题时，方向从一开始就走偏了。他们把中下层的不满，引导到了反对建制派、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上。于是过去十几年，反全球化浪潮在西方不断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毫无疑问，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因为，封闭、保守只会阻碍科技和产业的进步，最终反而会损害经济发展，损害包括中下层民众在内的所有人的长远利益。

7）说到这里，可能一些朋友要问，你说的都是西方国家的情况，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我看了一下大致的数据，中国过去30年也存在GDP增速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速的情况。对于中国的情况，我觉得有三个感受：

第一，我们也面临潜在的“恩格斯停顿”风险；

第二，由于中国是后发国家，GDP增速长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尽管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但是，由于中国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速仍然很快，所以，在一定时期内，从局面的感受来说，这一问题并不突出，因为，无论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大家的共同感受都是“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另外，中国长期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投入，还有曾花大力气推进的扶贫攻坚工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中低收入者的获得感。

第三，我们也要注意，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也要警惕“恩格斯停顿”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我们尤其是要关注社会分配方式，要关注资本、技术、管理和劳动等各个生产要素之间利益的平衡，最终还是要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

8）尤其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是AI技术大规模普及可能带来的新冲击。毫无疑问，AI作为一种新技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能在很多领域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能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AI不会自动实现社会公平，也不会自动具有普惠性。如果没有配套的分配机制，AI带来的增长红利，还是有可能更多流向掌握技术和资本的群体，从而进一步拉大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9）要避免中国出现严重的“恩格斯停顿”及其不良后果，从微观和中观层面看，在初次分配环节中，我们要鼓励企业家重视劳动者权益保护，要重视企业与员工利益分配的平衡，要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让企业发展的成果更多惠及企业员工。过去几年，像京东、胖东来、张雪机车这样的企业，重视一线员工的劳动报酬，善待普通劳动者，在企业内部主动平衡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分配格局，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探索。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树立社会财富分配应该更多向劳动者倾斜的价值导向，鼓励企业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让普通劳动者也能更多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10）当然，要解决“恩格斯停顿”，更根本、更长远的保障，应该来自我们的制度优势。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一定会主动追求让社会财富分配朝着更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发展，所以，它天生会制造“恩格斯停顿”。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也曾经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了一些提高劳动者收入、增加社会福利的措施，但这些措施的目标从本质上来说一直就是调节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让资本主义更可持续，而非真心实意让普通劳动者过上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的生活。

一旦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出现异化，资本和政治高度绑定且串通起来推行制度化腐败，资本主义国家的“恩格斯停顿”问题会更加明显，更加难以解决。相比而言，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我们不仅有主动去消除和减缓“恩格斯停顿”的主观意愿，也有制度保障，让我们可以主动去调节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引导技术进步更多惠及全体人民。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训已经摆在面前，我们绝不能走那种资本优先、两极分化的老路，而要通过制度设计和积极作为，真正把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