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受挫之后，队伍心里没底，金沙江边谁会真正服气。
1935年遵义会议开完，红军换了军事领导思路，可大家不会马上都服。队伍只有三万来人，周围几十万敌军，能不能冲出去还得看后面的仗。彭德怀自述里有线索，前线将领不是听几句道理就转弯，而是一路打、一路争、一路想明白。

遵义会议当然重要，它批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打法，也调整了领导。会议增选毛泽东为常委，取消了长征前那个军事指挥三人团，周恩来负最后决断，毛泽东参与协助。但会议只是把方向拨过来，没有替所有人解决心里的疑问，新打法行不行还得看战场结果。

会议后第一场硬仗是土城。红军原想北渡长江，在土城、青杠坡一带先把拦路敌军打掉。可对川军兵力和战斗力估计不足，仗打得很胶着，伤亡也上来了。继续硬拼不划算，红军很快撤出战斗，西渡赤水，转到扎西。这一仗不算好看，也让大家明白，换了指挥不等于仗就自动好打。

但土城受挫后没有死扛，而是赶紧脱离战场、换方向，这本身也是打法在调整。后来红军抓住黔北空虚，二渡赤水，回师贵州。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部队急行军抢占关口，和敌人抢时间。三军团比敌人先到，占了关键地形，随后攻下娄山关，再占遵义，还趁吴奇伟部立足未稳打了一个大胜仗。

这一仗对队伍情绪影响很大。前面土城没打好，大家心里发紧；娄山关到遵义这一串胜利，让人第一次直观看到，避实击虚、运动歼敌不是空话。可一次胜仗还不够，后面四渡赤水的争论就说明，很多人对“绕路”的代价还是想不通。

从1935年1月到3月，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在川黔滇边界来回机动。今天往东，明天往西，部队很累，有些指挥员也不理解。林彪把这种走法叫“弓背路”，觉得不如走“弓弦路”，还曾打电话给彭德怀，希望他出来主持前线指挥。彭德怀没有接这个话，他认为遵义会议刚调整领导，这时候再提换前敌指挥不合适。后来林彪又写信给中央三人军事小组，聂荣臻没有署名，还批评了林彪。

这些争论不能简单看成谁跟谁过不去。当时信息不全，胜负还没见底，部队又疲惫，有怨言很正常。关键是怎么把不同意见收拢起来。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开了会理会议。彭德怀在会上说明，自己开会时才第一次看到林彪的信，事前并不知道，也不赞成信里换前敌指挥的主张。周恩来、朱德等肯定了四渡赤水以来的机动战术，会议批评了那封信，也明确运动战方向没有错。

会理会议的意义，不只是批评了谁，而是用会议程序把认识统一起来。领导威信不是靠一次会议封出来的，也不是靠个人名气压出来的。前线将领愿不愿意跟着走，既看你能不能打胜、能不能脱困，也看党内能不能讨论、能不能形成共同决定。

真正让事情闭环的是巧渡金沙江。四渡赤水反复调动敌军，把滇军主力引向东边，云南方向和金沙江沿线就出现了空子。中央决定迅速西进，刘伯承带干部团一部和工兵分队先赶到皎平渡，控制渡口。主力随后跟进，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用多只木船昼夜摆渡，从5月3日到9日，九天九夜过了江。追兵赶到江边时，红军已经到了北岸，船也收拢了。

到这一步，很多前线人才真正看明白：前面那些弯路不是白走，绕来绕去是为了创造渡江窗口。土城受挫、娄山关和遵义大捷、四渡赤水争议、会理会议统一认识、金沙江脱困，这是一条连续的检验链。新打法能站住脚，靠的是能打赢、能纠错、能脱困，也靠会议上的集体讨论；毛泽东的判断、周恩来的组织、朱德等的指挥、彭德怀等前线执行，都在里头起了作用。彭德怀这些前线将领的心服，不是听来的，是一仗接一仗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