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传奇：袁殊是如何打入军统的

1939年，袁殊因参与针对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行动被捕。
汪伪特务将他关押，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却出面营救。袁殊获释后，岩井还打算让他参与主持日方情报机关。此前，袁殊已经进入戴笠掌握的军事情报系统，他与岩井的关系也成了这段经历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1937年淞沪抗战前后，戴笠急于寻找熟悉日本、又能留在上海的人。
杜月笙向戴笠提到袁殊：他留过日本，做过记者，与岩井英一有交往，能够接近日本领事馆方面的消息。戴笠主动招揽，希望他承担对日情报任务。袁殊将这件事报告潘汉年，得到同意后接受安排，担任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组长。

袁殊接受任务时，军统局尚未正式成立。
军统局于1938年8月成立，1937年戴笠掌握的军事情报力量仍处于组织沿革过程中。袁殊接下的是戴笠系统中的对日情报任务，工作要求包括继续留在上海活动。

袁殊在上海情报圈站稳脚跟，有一段更早的经历。193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潘汉年领导的情报工作。1933年前后，经表兄贾伯涛介绍，他进入上海社会局长吴醒亚主持的秘密组织“干社”，由此接触国民党情报圈。

与此同时，他以记者身份活动，在新声通讯社工作，承担新闻采访和外论编译。新闻工作使他能够接近政界人士和外国外交人员，留日经历则让他可以直接与日本人交往。

袁殊与岩井英一的关系就在这一时期形成。
岩井当时任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后来主持日本外务系统在上海设立的特别调查所，通常称为“岩井公馆”。

两人保持往来，日本方面还向袁殊支付交际经费。袁殊能够接触日本方面的消息，也能把相关情报送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渠道。戴笠招揽他时，看中的正是这条已经存在的关系。

1935年，袁殊卷入“怪西人案”，被捕入狱，实际服刑约八个月。

获释后，他再次赴日，1937年春回到上海。同年，他加入青帮，进一步扩大在上海的社会联系。淞沪抗战爆发前，他重新向潘汉年报告自己的经历，并交出一份从日本带回的军用地图。

此时，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国民党情报圈和日本方面均有联系。

进入戴笠系统后，袁殊留在上海执行对日情报任务。他搜集到的消息先向潘汉年报告，再择取部分交给国民党方面。淞沪抗战期间，他还承担侦察工作。上海大部被日军占领后，他以军统人员身份组织秘密行动组，袭击日军目标和汉奸据点，其中包括虹口的日本海军军火仓库。军统身份使他能够以国民党情报人员的名义继续活动，上海也因此保留了一条搜集日军动向的渠道。

1939年获释后，袁殊向潘汉年报告岩井提出的合作安排，得到同意后进入岩井公馆的工作体系，并担任“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总干事。他公开发表亲日言论，以亲日机构负责人的身份进入汪伪政治圈，后来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取得列席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资格，相关会议动向也进入潘汉年系统。

潘汉年随后安排翁从六、袁德平、恽逸群等地下工作人员进入相关机构。刘人寿负责电台事务，在岩井公馆内设置秘密电台，每天抄收延安和重庆的广播，抄送一份给日方；潘汉年系统则分析筛选，将重要情报转往延安。

电台运行一段时间后，因日方盘查加严而转移。
情报工作的具体运转，依靠袁殊维持与日方的关系，也依靠其他地下工作人员分别承担电台、人事和文化工作。

1940年初，袁殊与陈孚木以“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代表身份赴日，接触日本政界和情报人员，回到上海后向潘汉年报告日本对外战略动向。

此后，他又利用日伪职务接触清乡工作和苏南日军部署，将清乡行动时间、兵力变化等消息传给中共方面，供根据地安排交通、转移人员和部署行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公共租界，上海原有的租界环境发生变化，日方情报机关与地下组织的活动空间也进一步收紧。

抗战胜利后，袁殊在日伪机构担任过的职务成了国民党方面准备以汉奸罪名起诉他的依据。1946年，他被转入解放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从事华中联络工作。

1955年，他因潘汉年案被捕。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袁殊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