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只把她当周总理夫人！真实的邓颖超，才是真正的人间顶配

1954年5月，邓颖超把两名已婚女干部关于避孕的来信转交邓小平。
次日，邓小平批示支持，并要求卫生部门采取措施。来信谈的是妇女在婚后安排生育、兼顾工作与生活的现实需要。邓颖超当时担任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

1919年，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邓颖超担任讲演队长。

女学生起初难以公开走上街头，她们便到宣讲所、家庭中演讲，后来参加集会和游行。听众中有不少女性缺少文化知识，女界爱国同志会同年创办平民女校，为失学妇女提供识字学习的机会。

1922年11月，邓颖超和王贞儒等人发起成立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宣传妇女参政和男女平等。1923年，她参与女星社的工作。女星第一补习学校开办后，面向平民妇女教授普通知识和浅近技能，不收学费。

成年妇女白天往往要谋生，女星社又开办星期义务补习学校，每周日授课。
1924年，邓颖超参与创办《妇女日报》，刊登妇女问题和社会活动的讨论；同年12月，她参与组织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动员妇女参加国民会议运动。

1925年3月，邓颖超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同年8月，她与周恩来结婚。她在婚前已经承担党内妇女工作，婚后继续从事组织和政治活动。

南下广州后，她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女部长，参与争取工农妇女的基本权利，支持女工八小时工作制和同工同酬。

抗战时期，邓颖超在武汉、重庆承担妇女工作。1938年，她参与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帮助战地儿童获得救助；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期间，她继续推动妇女参加抗战。

194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后，她在《新华日报》发表《“三八”节的献词》，参与反对妇女回家的论争。

战争动员需要妇女进入公共生活，社会上却仍有人主张女性回归家庭，专做妻子和母亲。

1948年，中央妇委受命组织起草新婚姻法，邓颖超主持起草小组，王汝琪执笔。
小组成员还包括帅孟奇、康克清、杨之华、李培之、罗琼等人。她们到解放区调查婚姻状况，研究苏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婚姻条例的执行经验。

草案从初稿到定稿修改41次，部分条款改动数十次。
争论最激烈的是单方离婚问题：如果一方坚决要求离婚，是否应允许解除婚姻。反对者担心，一些进城工作的干部会借离婚自由抛弃农村原配；支持者则考虑到，包办婚姻和虐待关系中的妇女，可能永远无法获得对方同意。

邓颖超支持一方坚决要求离婚后应有解除婚姻的权利。

1950年1月21日，她把草案送交党中央时，附信说明争议尚未解决，反对者占多数，自己属于少数支持者。她同意先报送草案，同时把不同意见一并呈上，请中央决定。

法制委员会随后将她关于单方离婚的主张写入修改意见，草案继续征求各方面意见。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法律自5月1日起施行。
全法共八章二十七条，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法律同时确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禁止包办强迫婚姻、纳妾、童养媳和借婚姻索取财物，并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

1953年，全国继续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基层干部、司法人员和妇女组织处理旧式婚姻习俗留下的纠纷。邓颖超也继续参加婚姻法宣传和贯彻工作。

1978年，邓颖超担任中央纪委第二书记，参与纪检工作和历史积案的复查；1979年，她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参与推动对台政策工作。

1981年，她指导起草叶剑英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谈话，并参与推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

1983年，邓颖超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任职至1988年。
政协工作期间，她推动建立主席办公会议，并将大会期间临时设置的提案审查委员会改为常设提案工作委员会，使委员提案有了持续办理的组织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