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可环顾今日，发达国家几乎清一色是资本主义。是预言失灵，还是现实另有玄机？答案藏在“自我修复“四个字里——改良、福利、调控，资本主义一次次给自己续命。

2008年，美国金融市场陷入危机，抵押贷款违约引发金融机构巨额损失，信贷收缩迅速波及企业和家庭。美联储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美国政府参与金融机构救助。
原本由私人金融机构承担的经营风险，部分转化成了政府必须应对的公共风险。

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加强金融监管，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并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银行依然可以由私人资本经营，金融市场也没有因此退出经济生活，政府却增加了监测系统性风险、监督消费金融业务的制度工具。一次严重危机过后，金融资本的运行规则发生了变化。

把时间拨回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
讨论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时，分析了资本集中、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越来越依赖大量劳动者协同完成，生产资料却集中在少数资本所有者手中。

马克思据此讨论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扬弃的历史趋势，但他没有给资本主义的终结规定一个具体年份。

资本主义此后经历的历史，包含着另一条不断延伸的线索：当劳动冲突和经济危机威胁现有秩序时，政府开始改变法律、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

制度调整没有取消私人资本的地位，却改变了资本经营必须遵守的条件。
英国1833年《工厂法》就是一个早期例子。法案禁止工厂雇用九岁以下儿童，限制未成年人的工作时间，并要求十三岁以下儿童每天接受两小时基础教育。议会还设置了四名工厂监察员，负责检查工厂、处罚违规行为。监察员面对约四千家工厂，执行能力明显不足，雇主规避规定的现象仍然存在。但工时、童工和工厂管理从此逐步进入国家监管的范围。

这项改革有着持续多年的政治背景。工人权益倡议者推动限制工时，议会调查揭露工厂中儿童遭受的虐待，政治改革运动也扩大了劳动问题进入公共讨论的机会。

工厂法没有让工厂主放弃企业所有权，却让雇主在雇用童工和安排劳动时间时受到法律约束。

此后，英国又陆续修订工厂法规，劳动保护逐渐成为工业生产中的一项制度要求。

德国的变化更直接地牵涉政治竞争。
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政府一面限制社会主义组织，一面推动社会保险。1883年，德国建立工人疾病保险；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出台；1889年，伤残和养老保险相继建立。

疾病保险由雇主和工人共同缴费，工伤保险的费用则由雇主承担。
这些制度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和给付条件，早期养老保险的领取年龄高达70岁，保障水平也有限。它们仍然改变了工人的处境：患病、受伤和年老不再完全是家庭独自承担的风险。

俾斯麦希望改善工人生活，也希望削弱社会主义运动的吸引力。国家用保险承担部分社会成本，工人的生活保障有所增加，现存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却没有因此改变。

美国在大萧条中走上了另一条改革道路。
1929年股市崩盘后，银行倒闭、企业裁员和失业扩散，家庭储蓄与地方救济难以应付广泛的经济困境。罗斯福政府推动新政，国会于1935年通过《社会保障法》，建立联邦老年保障制度，并为失业保险提供制度框架。

法案经过激烈争论和政治妥协才得以通过，相关制度以工资税等方式筹集资金。

随着战后经济发展，西欧各国逐步扩展公共医疗、养老金、失业救济和劳动保护，工会通过集体谈判争取工资与工作条件，政府则利用税收和公共支出参与收入分配。

私人企业继续投资和雇用，劳动者获得了更多保障，社会冲突也有了部分制度化的处理渠道。
这种调整需要经济条件支撑。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出现，企业利润、就业和政府财政都承受压力。

此后，英国、美国等国推进私有化、放松部分管制，并限制部分工会力量。福利制度没有整体消失，劳动者获得保障的范围、工会的谈判地位以及政府介入经济的方式却发生了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改革，再次把金融机构纳入更严格的规则之中。救助稳定了部分关键机构，却没有消除失业、住房损失和财富缩水；新增监管工具能够监测风险，也无法保证金融危机永远不再发生。私人资本继续追求收益，国家则必须面对金融体系失灵可能造成的广泛损失。

马克思讨论的资本集中和生产社会化，仍然存在于大型企业、金融市场和现代产业体系中。
此后形成的劳动立法、社会保险和金融监管，改变了这些矛盾发生作用的条件，也让资本主义在危机中获得调整空间。

制度改革能走多远，取决于社会力量的推动、经济增长提供的资源以及政治联盟的变化。
资本主义延续至今，伴随着这些具体制度一次次建立、扩展、收缩和重组；它的下一次调整，也仍将受到同样的现实条件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