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最为可惜，由于苏区守不住，长征伊始，他本人要求跟随长征，张闻天等也主张其一起出发，但“三人组”成员主要是博古坚决不同意，瞿秋白于1935年2月被敌人抓捕，6月英勇就义，年仅36岁。

1935年2月初，陈毅向留守中央分局建议，把瞿秋白尽快送出苏区。
分局同意了，给他安排经香港转往上海的路线，还要地方武装沿途护送。四个月前，中央红军准备长征时，瞿秋白自己曾提出随军离开，却没得到批准。等到组织决定让他走，江西、福建交界处已分布着国民党军的据点和搜捕队伍。

此前数月，瞿秋白一直承担着工作。
1935年1月21日，留守苏区的《红色中华》出版到第二百六十四期。中央红军离开前，报纸只编到第二百四十期；主力走后，瞿秋白带着少数编辑，又办出了至少二十四期。
报社缺人，通讯网络遭到破坏，编辑部设在于都黄麟，印刷厂却在会昌白鹅，相距二十多里，他带着肺病往返其间。

报纸必须照旧出版，是长征前中央留下的任务。版式、栏目和出版节奏尽量不变，要让敌军难以摸清主力转移后的实际情况。与此同时，留守机关还要组织征粮、动员群众，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则要牵制追兵，为主力突围争取条件。

几个县的党政机构没有全部撤销，仍要有人联系基层，管理物资，照顾留在当地的伤病员。

1934年初，瞿秋白从上海来到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
多年党内宣传工作与办报经历，使他适合负责留守宣传。严重的肺病却限制着他的体力。长征是艰苦的远距离行军，留守苏区也绝非留在一处办公，敌军逼近之后，机关同样要昼夜迁移。

1934年秋，决定干部去留的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
中央政府方面能够报送一部分中级干部名单，高级干部则由“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张闻天提出，希望跟主力一起走。张闻天替他向博古提出，得到的答复是反对。张闻天虽同情他的要求，也无权单独改变安排。

瞿秋白留下后，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项英主持分局工作，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分担政府、组织、军事等事务。中央要求他们坚持游击斗争，并准备日后配合主力反攻。这套部署有明确的战时任务，也保留了原来各类机关的架子。
能够定点运转的机关，离不开交通线、物资和相对稳定的驻地，敌军进攻却没有给这些条件留下多少时间。

1934年11月以后，国民党军继续压缩苏区。
留守部队既要保卫地方，也要照顾大批伤病人员；县城和交通要道陆续失守，原有机关越来越难集中活动。

到1935年初，留守部队在接连作战中损失严重，供给愈发困难。项英不断电请中央确定行动方针，尤其是究竟固守现地，还是分散突围。

1935年2月5日，长征途中的中央书记处电告留守分局，要求立即改变原有组织方式，适应游击战争。项英等人随即决定转移机关、调整兵力，原来庞大的后方机构必须压缩。13日，中央又发来详细指示，要求分散行动。固定办公地点越来越难以保住，人员也需重新分配。瞿秋白主持的报纸越来越难维持，随着机关调整而停止出版。

瞿秋白在13日电报到达以前已经上路。2月11日，他与何叔衡、邓子恢等人从赣南出发，乔装进入闽西山区。地方组织安排武装护送，途中还要绕开敌军据点。
何叔衡年纪大，瞿秋白肺病缠身，队伍行进难以像小股游击队那样迅速。

2月下旬，他们在长汀小迳村附近遭国民党地方保安武装围攻。护送队交战后被冲散，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围。瞿秋白与张亮、周月林未能脱身，被敌军搜捕。1934年秋他争取随主力离开时，中央红军仍保持着成建制的战斗部队；此次离开，却只能由地方武装掩护，逐段寻找通路。

被押入狱后，瞿秋白使用化名，试图隐瞒身份并争取保释。上海亲友为他筹款、设法营救，国民党方面最终还是查明了他的身份。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等人劝降未果。6月2日，蒋介石下达就地处决命令。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遇害，三十六岁。

陈毅等人率部分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转入山区，坚持斗争；何叔衡、贺昌等人则先后牺牲。博古在1943年回顾撤离中央苏区时的部署，承认当初低估了游击战争的困难，一些干部本应随主力带走，并为留守干部的牺牲承担责任；他同时否认有意让他们牺牲。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色中华》恢复出版。
陕北的编辑不知道赣南留守人员继续办报的情况，仍从第二百四十一期往下编。两处相距遥远的根据地，留下了两套第二百四十一期至第二百六十四期的报纸。

赣南那一套在一月停住，负责把它办下去的瞿秋白，再也没有抵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