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鲁迅十分信任、日记里记录三百多次的青年荆有麟，转身成为军统潜伏钉子，多年监视进步文人，最终在南京接头时被捕落网。

1949年6月12日，南京新街口大鸿楼剧场后台，荆有麟正在等候接头。

当侦查员说出“你被捕了”，这个曾经深得鲁迅信任、混迹文坛多年的文人，军统埋在左翼文化圈最深的潜伏钉子，身份彻底暴露。

荆有麟1903年生于山西猗氏县，1923年到北平，进入世界语专门学校听课。鲁迅常在这所学校授课，头脑活络、做事勤快的荆有麟很快得到鲁迅的信任。

在《鲁迅日记》里，荆有麟（织芳）的名字一共出现322次，鲁迅先后给他寄出三十余封书信，留存至今的仅有一封。在鲁迅交往过的青年后辈当中，能有这么高频往来的人寥寥无几。

1925年学校停办，鲁迅主动引荐他到《京报》做校对，还安排他参与《莽原》周刊的编辑。

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遭到北洋政府通缉，不得不外出避难，他托付荆有麟安顿朱安与鲁母，还拿出50大洋安置。荆有麟把鲁迅家人安顿在东安饭店，夜里还留守鲁迅旧宅看家。

1926年，荆有麟从河南来到北平，给鲁迅送去柿霜糖，这件小事，鲁迅在《马上日记》里专门记下，字里行间满是亲近。

后来荆有麟遭奉系当局追查逃难，鲁迅还专门写信给蔡元培，帮他谋求出路。

鲁迅病逝于1936年，荆有麟隔了两个月才赴上海吊唁。也是从这之后，他的人生轨迹彻底转向。

1939年8月，荆有麟进入重庆的防奸防谍训练班受训，正式加入军统情报体系，核心任务是打入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当时文工会是大后方进步文化人士聚集的核心阵地，茅盾、老舍、田汉等大批文人都在此工作。

荆有麟伪装成立场进步的文人，混迹在文工会内部，和大家一起讨论文艺、畅谈时局，所有人都没有起疑心。郭沫若后来曾感慨，荆有麟像一块甩不掉的膏药，一直贴在自己身边。

白天他和文人往来交好，夜里就向上报送文工会众人的言行动态，重要情报可以直接呈报蒋介石，他也因此多次得到军统方面的嘉奖。

他持续搜集文工会人员活动信息，长期的情报报送，也是后来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当局勒令撤销的重要诱因之一。

他还写过间谍题材小说《间谍夫人》，这部作品当年被《新华日报》点名批评，这件事也成了重庆文坛一桩很讽刺的往事。

抗战结束，国民政府迁回南京，荆有麟担任保密局南京站文化组长，继续借着中苏文化协会、文艺协会这些公开身份做掩护，持续搜集南京进步人士的活动情报。

1949年国民党败退前夕，毛人凤指派荆有麟留守南京，出任保密局潜京一分站站长，授少将军衔。

他在夫子庙钞库街租下房子，开办新华话剧团作为掩护，收拢数名特工，携带美式电台、密码本潜伏，伺机搜集情报、实施破坏。

南京解放之后，公安部门通过无线电测向锁定了夫子庙一带的可疑电台信号，顺着线索抓到他手下通讯员阎杰。

靠着阎杰的口供，公安在约定接头的大鸿楼剧场将荆有麟当场抓获。被捕之后，他对自己多年潜伏、报送情报、组织特务小组的罪行全部供认。

案件审理结束，1951年5月，荆有麟被依法处决，终年48岁。

荆有麟写下的《鲁迅回忆》，至今仍是研究鲁迅日常交往的一手材料，里面记录了大量和鲁迅相处的真实细节，很多内容别处看不到。可这份近距离观察得来的文字，掩盖不了他后来的选择。

他本是新文化浪潮里被鲁迅亲手提携的年轻人，握着旁人求之不得的机会。可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他选择钻进军统特务体系，长年监视昔日同路的进步文人。

直到今天，学界和文史爱好者依旧在讨论，他当年走上这条路到底是出于投机逐利，还是另有别的想法。

他靠着鲁迅的信任拿到文坛入场券，最后亲手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