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31日下午，湖南都督府。

一百多名持枪士兵冲进大门，先缴了卫队的枪，然后十几个人一拥而上，从办公室里把焦达峰拖了出来。

焦达峰抬起头，问："你们要怎么办？"

那个军官说："要杀你！"

"要杀就在这里！"他毫无惧色地站在府前的空坪上，再也不挪动脚步。

然后他抬起头，深情地望向辕门上那面飘扬的十八星旗。

叛军的刀砍了下来。

一会儿后，一个叛兵弯腰，蘸着焦达峰的血，在照壁上写了一行字："焦达峰系匪首姜守旦冒充，应予处决。"

那是长沙光复之后的第十天。

时间倒回十天前。

1911年10月22日清晨，长沙协操坪，一声信号枪响，新军士兵冲开军装库，人人发白布臂章一块、子弹十发。两路人马从东西辕门夹击巡抚衙门，湖南巡抚余诚格闻讯出逃，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斩首于小吴门城楼。

当天晚上，各界集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推举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

消息传出，全省大震，周边各道府州县接连响应。不到两周，湖南除常德以西部分地区外，全境光复。

这次起义的主持者，是一个还差一个多月才满25岁的年轻人。

他叫焦达峰，浏阳龙伏镇人，1886年生，农家子弟。

年少时入哥老会，1905年赴日本，先后入东斌学校和同盟会，和后来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孙武共同创立了共进会，专门在两湖一带的新军中发展革命势力。

1906年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事败后再次东渡，此后多次往来于中日之间，等待时机。

武昌首义前夕，同盟会派焦达峰负责湘鄂两省军事，他奔走两省之间，联络会党，筹集枪械，积蓄起事的力量。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时，他刚好赶回长沙。

但他不是一个人在运作这件事。

早在1911年7月，焦达峰就在太平街孚嘉巷设立了"四正社"，作为洪江会的领导核心，暗中在湖南新军和巡防营中布置人手。他是个有江湖气的人，联络会党时头上常扎包头，自号"梁山泊天罡"，身边聚集了一批底层的江湖兄弟。

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在凑这件事——立宪派的绅士们。

武昌起义之后，湖南立宪派大为震动，却苦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也没有和革命党的渠道，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闯"，最终找到了新军军官陈作新，搭上了焦达峰。起义前夕，焦达峰领会党，陈作新领新军，两路人马合兵一处，一举光复长沙。

起义成功后，都督府里的局面颇为混乱。三天之内招兵六万，长沙到处是兵营，连都督府里都住满了新兵；会党的人住在都督府，动不动大喊大叫；任何人拿块白布写上"某某秘书"，就算挂了个名头。

焦达峰在这个乱摊子里，并没有窝在府里当官——他把主力兵力迅速北调，驰援武昌。

彼时武昌的形势十分危急。武汉清军有三万之众，起义军只剩六千，且多为未经战阵的新兵，仅靠高昂士气撑着。后来黄兴从香港赶来出任民军总司令，带来的是湘军的援兵，才在汉口、汉阳一线顶住了清军的反扑，为整个辛亥革命争取了关键时间。

这批湘军，正是焦达峰从湖南调出去的。

驰援武昌，带走的是长沙的兵。

而留在长沙的，是满腔野心又没有捞到好处的人。

新军管带梅馨，率部在长沙光复前被调往邵阳，寸功未立。回到长沙后，他去拜访焦达峰，开口要当独立协的协统，焦达峰说这不在原来的计划里，要商量再说。

梅馨大为不满，扬言"你就好自为之吧，有什么变故我才不会帮你"，愤愤而去，转头对部下说：焦达峰没有都督之才、之能、之威，陈作新不过是个酒疯子。

杀机就此萌生。

梅馨把叛兵分成两队，一队埋伏在文昌阁附近，专等陈作新；另一队潜入都督府，等着对付焦达峰。他制造了和丰火柴厂纸币挤兑的谣言，引陈作新单骑出门弹压，等他出湘春门来到文昌阁，伏兵四出，将他卫队缴械，砍中陈作新头部。

陈作新夺过板凳反击，砸倒了持刀大汉，随后中弹气绝。

另一队已经冲进了都督府。

那个下午发生的事，目击者彭福生后来留下了证词：叛军官兵拿马刀在焦都督尸体上掏口袋，割下衣襟一块，蘸血在照壁上写了那行字，写完又踢了几脚尸体，才结队往东而去。

叛军随即在街上贴出高脚牌告示，先说杀的是"匪首"，后改口说焦陈二人"逆迹昭彰，把持省政"，再后来改为由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才算稳住了局面。

这场政变的背后，是立宪派与革命党在湖南权力格局上的深层角力。梅馨临终时曾说过一句话："当时直为人作猎狗耳。"这句话留下的谜，一百多年来仍未彻底揭开。

孙中山后来追授焦达峰大将军衔。

湖南民众追悼他们时，只写了八个字：三湘二杰，十日春秋。

【主要信源】
《辛亥长沙起义》词条，中文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