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的上海，一间审判庭里坐满了人。

被告站在被告席上，头发整齐，神情平静。旁听席挤满了记者和围观者，外面还有更多人在等消息。

检察官念完起诉书的最后一行，法庭里短暂安静了一下。

这个女人的名字，叫李香兰。

全中国没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名字。《夜来香》、《卖糖歌》、《苏州夜曲》，那把嗓子在战时上海滩响了整整七八年，戏院门口排队买票的人能绕半条街。

现在，检察官要求对她处以死刑。罪名是汉奸。

但就在这时，她说，她不是中国人。

这件事要从一个名字的来历说起。

1920年2月12日，一个婴儿出生在辽宁北烟台，父亲山口文雄是在满铁会社任职的日本人，孩子本名山口淑子，从小在东北长大，父亲汉语教得扎实，她的中文说得比日语还顺。

1932年，12岁的她亲历了"平顶山惨案"，日军屠杀了三千余名中国矿工，她的儿时玩伴也在其中。从那时起，她开始懵懂地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这件事，最好不要轻易向外人提起。

1933年，父亲托关系，将13岁的淑子认给了义兄弟、沈阳银行经理李际春将军为义女。李际春是地道的亲日派，日后因汉奸罪在天津被处决，但在1933年，他给这个日本小姑娘起了个香艳的中文名字——"李香兰"。

父亲同时将她托付给天津市长潘毓桂为义女，以"潘淑华"的名字在北平翊教女子中学念书，1937年毕业。她就此有了三个名字：日本名山口淑子，中国名李香兰，备用的潘淑华。

三个名字，每一个都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也在某种程度上是掩护。

1937年，满洲映画协会（"满映"）成立，这是日本关东军主导的电影机构，专门制作宣扬"大东亚共荣"的影片。满映需要一个能说流利中文、形象符合中国审美的女演员。

1938年，18岁的李香兰被聘为满映特邀演员。她的出现对满映来说近乎完美——她说中文是地道的京片子，中国观众根本不会想到这是个日本人。她相继出演《白兰之歌》等片，形象大多是爱上日本男人的中国女子，替侵略战争涂了一层温情的糖衣。

1940年，争议最大的一部出现了：《支那之夜》。李香兰饰演一个失去双亲、痛恨日本人的中国女子，但最终被日本船员感化并爱上对方。

这部电影在日本大卖，却在中国引发强烈反弹，被认为有辱国格。记者在新闻发布会后追问她，既然是中国人，为何出演这种电影？她只能道歉："那时我年轻不懂事，现在很后悔。"1944年，她从满映辞职，暂别影坛。

但另一条路这时候已经走到了顶峰。

1942年，李香兰到上海发展，在《万世流芳》里唱了《卖糖歌》，红遍全中国。1944年与黎锦光合作发行《夜来香》，那个旋律从此几乎没有停过。她跻身上海滩七大歌后之列，与周璇、姚莉、白光等人并称。

没有人知道这位万众追捧的"中国歌后"，其实是个日本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李香兰正在上海，从人群的议论里断断续续听到消息——"日本投降了"。她立刻明白，麻烦来了。
国民政府开始清算汉奸。

1945年底，李香兰以"文化汉奸"罪被逮捕。起诉书里列出的罪行清晰而充分：以中国人身份出演多部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电影，赴台湾等地慰问演出，协助麻痹沦陷区中国民众。

检察官的逻辑无懈可击，因为他们相信被告是中国人。

审讯开始后，李香兰说出那句话："我是日本人，我的本名是山口淑子。"

没有人相信她。

当时的普遍判断是：在撒谎，以日本国籍为由逃脱汉奸罪。理由简单——她的中文比很多中国人还标准，她的义父是中国军阀，她用的是中国艺名，她在中国出生并生活了二十多年。更何况，她的义父李际春刚刚以汉奸罪在天津被处决。

报纸上开始出现她的宣判和行刑日期。

柳芭出现了。

柳芭是李香兰少女时代在奉天认识的俄裔好友，正是她当年把淑子介绍给了声乐老师波多列索夫夫人。她看到报纸上关于李香兰被判死刑的消息，立刻赶到收容所探视。

两人相见，柳芭问她：有没有文件能证明你是日本人？

李香兰想到了北平，想到了义父潘毓桂家里可能留存的东西。柳芭随即北上，找来了一份关键的日本国籍证明文件。

1946年2月，上海军政部审讯法庭再次开庭。李香兰出示了这份证明，法庭当场核查，确认山口淑子与李香兰确系同一人，日本国籍属实。

最终判决言辞严峻，却也直接。据人民网引用的判决原文：

"审理到此终结，解除汉奸罪名……既已证实你的日本国籍，自应宣布不能以汉奸罪论处。然而在理论上和道义上你是存在问题的。你以中国人的艺名演的那些电影，在法律上虽不适用于汉奸审判，但本法庭认为是件很遗憾的行为。"

宣布无罪释放。

1946年2月，李香兰含泪挥别上海，被遣返回日本，恢复本名山口淑子。

【主要信源】
《从日本侵华帮凶到和平使者的李香兰》，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