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

一个老人站在走廊里，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介绍信，等了整整一上午。

他叫肖成佳，63岁，江西泰和人。鞋底磨得透亮，右臂有点不对劲——抬起来的角度总差那么一截，这是1935年娄山关阻击战留下的，右臂中弹，后来没有接好。

他来北京是为了找一个人：黄火青，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曾经的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
一个是国家最高检察机关的掌门人，一个是江西农村里的老农。两个人上一次见面，要追溯到四十四年前的长征路上。

那一天，他终于见到了黄火青。

但黄火青不认识他了。

事情要从1916年前后说起。

肖成佳生在江西泰和，家里穷，他很小就跟在父亲身边东奔西走。1930年前后，红军在江西苏区扩大招募，肖成佳加入了红九军团宣传队，是里头年纪最小的一批。

宣传队的活不轻松。打仗的时候要跟着部队走，不打仗的时候要组织文娱，写标语、演话剧、教歌。部队里有个传统：行军时唱歌，休息时也唱。歌曲是一种战斗力，当年老红军黎东汉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苏区的青年们就这样唱着红色歌曲参加红军，唱着红色歌曲发动冲锋。"

宣传队里有出话剧叫《花机关》，"花机关"是红军对冲锋枪的俗称，因枪管散热孔形似花朵、火力又猛，战士们这么叫。肖成佳在剧里演主角，代号"3号"，演了不知道多少场，从江西演到贵州。

那时候宣传队的上级，就是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黄火青是湖北孝感人，1901年生，1926年入党，长征前就在红九军团。据新华社2006年的报道，黄火青在军团里亲自教战士唱过一首苏联红军歌曲——《杜娘歌》，曲调明朗，朗朗上口，在九军团里传唱很广。

肖成佳学会了这首歌。

这件事，他当时大概没当什么紧要的事情记着，不过是宣传队里的日常。谁也没想到，这首歌会在四十四年后，成为他证明自己身份的唯一凭据。

1935年，四渡赤水期间，红九军团转战贵州。娄山关一役，黔北咽喉之险，战事激烈，红军以代价攻克险隘，毛泽东后来写下《忆秦娥·娄山关》。就是在这段时间，肖成佳奉命带一个排去阻击敌援军，右臂中弹，仍强撑指挥，事后才发现骨头没接正，右手从此蜷着，再也伸不直。

不久之后，在一次混乱中，他与大部队失散，后来沦为战俘，再被家人赎出，隐姓埋名回到江西泰和务农。

新中国成立后，肖成佳去县里跑过好几次，想恢复红军身份，每次都卡在同一个地方：按规定，证明红军身份，需要两个知情者出具证明。他在宣传队的七个老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了。他一个也找不到，一个也联系不上。

就这样，一卡就是三十年。

他的身份就像一张没有存根的票，本人知道是真的，但对着任何人都解释不清楚。

1979年春，肖成佳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黄火青，刚刚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他愣了一下。黄火青，就是当年九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就是教他唱《杜娘歌》的那个人。

他做了个决定：去北京。

他攒了钱，买了火车票，揣着一封乡里开的介绍信，从江西泰和出发，辗转进了北京。

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他跟门卫说，找黄火青，是老部下。门卫看他衣着朴素、说话诚恳，放他进去了。进了楼，在走廊里等，等了一上午。

终于，有人把他带到黄火青面前。

黄火青那年78岁，头发全白了，还在低头看文件。

肖成佳站在门口，轻声叫了一句："黄主任。"

黄火青抬起头，看了他很久，皱着眉头，摇了摇头——认不出来了。四十多年，当年的红小鬼早已换了模样，眼前只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农。

肖成佳急了，赶紧报名字："我是肖成佳，九军团宣传队的肖成佳。"

黄火青还是摇头。

这一下，肖成佳脑子里飞快地转。他知道，光靠名字是没用的，部队里几万人，哪里记得全。他得找一个只有他俩知道的"暗号"。

他突然想起来了。

"我是《花机关》里的3号！"

黄火青一愣，那出话剧他当然记得，战争年代在九军团演了多少遍。"3号"，是剧里的主角。

但眼前这个老人……真的是他吗？

黄火青没有立刻确认，而是问了一句："你如果是我们九军团的战士，那你应该会唱我教的歌。"

肖成佳点头，张口就唱——《杜娘歌》，那首四十四年前学会的苏联红军歌曲，一字不差。

据新华社记者黎云2006年的报道，"一曲《杜娘歌》，两行潸然泪，四手紧相握"——就在这一刻，黄火青确认了他的身份。

黄火青当场提笔，给江西泰和县委写了一封证明信，白纸黑字，证明肖成佳曾是红九军团的战士，为革命流过血。

他还从口袋里拿出30元钱和30斤全国通用粮票，塞给肖成佳——这是他自己掏的，不是公款。

肖成佳后来又联系到了一位名叫刘鹤孔的老战友，同为九军团的老兵，刘鹤孔也出具了书面证明。

两份证明加在一起，终于凑够了规定所需的人数。

【主要信源】
黎云：《一首歌曲抵千军——穿越时空的红军歌曲》，新华网，2006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