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日军攻进香港。

几个日本兵踹开九龙太子道369号三楼的门，闯进陈寅恪家。屋里昏暗，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侧坐在床边，眼神混沌，仿佛根本没察觉来人。

日本兵正要动手翻东西，那男人开口了。

说的是日语。而且是流利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日语——陈寅恪早年曾两次赴日留学，说的是日本贵族阶层才会使用的语言体系。几个大头兵愣在原地，不知道眼前这个半盲老人究竟是什么来头，摸不清深浅，对视一眼，悻悻退出门去。

但这个细节，只是一个引子。

真正值得聊的，是这个学者此后半年在沦陷香港的每一次选择——那些选择拼在一起，才能看出陈寅恪是什么人。

陈寅恪为什么在香港，得从1939年说起。

那一年，英国牛津大学向他发出聘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牛津校方特意在聘书里写明：这是该校建校三百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人担任专职教授。

这件事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轰动。女史学家陈衡哲评价："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但陈寅恪本人犹豫了很久，两度谢绝，最终才接受。

他来不了英国。

妻子唐筼患有心脏病，不适合云贵高原的高海拔，只能和三个女儿留在香港。陈寅恪独自在昆明西南联大上课，一边攒路费，一边等合适时机全家同行。

等来的，是欧洲战事。希特勒的军队相继占领奥地利、捷克后进犯波兰，英法对德宣战，赴牛津任教彻底成了泡影。他无奈返港，转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继续等待。

眼疾也在这段时间急剧恶化。他靠着借来的藏书，用半模糊的视力，在香港大学开出八小时的周课量，把两部唐史校读了三遍，同时完成了在港大讲课的全部底稿。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课时说过这样的话："陈先生若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一等，又等到了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8日，日军攻港，18天后香港沦陷。国民政府最后一架撤离专机本来把他列入名单，但孔祥熙之女孔令伟抢占了机舱，整整一批文化人被困在市内，眼睁睁看着飞机升空。

沦陷后，香港每人每天只有200克粮食配给。

唐筼生病需要药，三个女儿要吃饭。陈寅恪卧床的时间越来越多。一家五口靠着衣物首饰换米，靠着邻居和友人接济度日。"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

有邻居送来整袋面粉，他推门谢绝，把面粉分给其他邻居。后来才知道，那是日本占领方的"怀柔"手段，是要拉拢知识界人士的。
他拒得干净。

从沦陷那天起，日伪组织就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来。前学生奉命来探路，被拒；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派人来，许以广州、上海、南京等沦陷区大学的职位，陈寅恪称病卧床，不理不睬；老同事钱稻孙从北平专程赶来，开出月薪千元的条件邀他北上为伪北大服务，被他冷冷驳回。

最大的一笔：日本香港总督出价20万军票，请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审定推行奴化教育的中小学教科书。

陈寅恪依然一一拒绝。

这不是轻松的拒绝。日本宪兵已经开始抓押拒不合作的文化人——"雨巷诗人"戴望舒去港大探望朋友，出门就被特务盯上，当场逮捕入狱，在狱中写出了《我用残损的手掌》。陈寅恪心里清楚，他随时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

他有两个月，睡觉都没有脱靴子。

这段时间，他重新校读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那是一部记录南宋初年，战与和、忠与奸、抵抗与苟安之间那段历史的史书。在他留下的跋文里，他写道：昔日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
1942年春节前后，重庆的朋友开始秘密营救他。

傅斯年、朱家骅、杭立武等人多方奔走，最终凑出四万元路费，托国民党港澳地下组织辗转送达。

先后五次送信的地下工作者，其中一次送信人被日本宪兵以火油烧杀，其余被捕者受尽严刑，没有一个人供出营救的机密。陈寅恪后来说："此亦幸而未受害也。"

1942年5月4日深夜，他带着唐筼和三个女儿，悄悄离开住处，在码头附近的小旅馆过了一夜。

次日清晨，混在逃难的人群里，排队通过日军哨卡，登上开往广州湾的海轮。年仅五岁的小女儿美延，大人在她衬衣里缝了一块布，写着家人姓名、出生年月、亲友地址，怕万一走散，好心人能把她送回来。

他把手稿带上了船。行李太重、两人都有心脏病，重物分给三个女儿，但那批在香港写成的文稿，他自己拿着。

轮船驶离香港口岸时，陈寅恪在船上写下："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

离港后不久，他的右眼彻底失明。1950年，左眼也没了光感。

一个靠读原典治史的学者，从此再也不能看书。

【主要信源】
吴定宇，《陈寅恪滞留香港前后的生活与风骨》，转自《守望：陈寅恪往事》，爱思想网，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