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陈佩斯给黄渤打电话,小心翼翼地说:“我筹拍的《戏台》有个角色想你出演,但给不起高价的片酬。”黄渤立刻大手一挥,撂下一句话:“您说这个就见外了,我随时能进组。”
电话这头,陈佩斯说的“给不起高价”,是实打实的。这部他改了八年的戏,投资早就断断续续。他掏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也找过几个相熟的投资人,得到的回应大多是摇头。京剧题材,又是讲后台小人物的悲欢,在很多人看来,不够“卖座”。
但黄渤的爽快,给这艘快搁浅的船,推了第一把。
两天后,黄渤就出现在了北京郊区的排练厅。没有助理,背个双肩包就来了。陈佩斯带他看剧本,黄渤直接翻开自己那本,上面已经写满批注。“陈老师,这个‘冒充’名角的厨子,恐惧底下还得有份不甘心,”他用手指点了点某场戏,“他怕穿帮,但更怕这辈子真就当不了角儿了。”
这话说到了陈佩斯心坎里。戏的灵魂,就是这个“不甘”。
可光有灵魂不够,还得有血肉。剧组最大的难题,是钱。场地租最便宜的,伙食是盒饭,暖气时有时无。黄渤穿着军大衣在角落背词,呵气成霜。陈佩斯看着,心里不是滋味,但也没法开口说更多。
转机来得有点意外。姜武不知从哪儿听说了这事,主动找上门:“里头那个军阀反派,我能试试吗?钱不钱的,后说。”陈佩斯告诉他,这角色不但戏份重,还得剃光头。姜武就回了一个字:“剃。”
没几天,尹正也来了。他更绝,提前三个月住进一位退休京剧老师家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吊嗓子、练身段。进组时,后脖颈贴的膏药让陈佩斯一眼就看见了。
人齐了,可账也空了。制片人顶着黑眼圈来告急:账上只剩几十块钱,下个月的场租还没着落。陈佩斯屋里抽了半包烟,最后给儿子陈大愚打了个电话。第二天,陈大愚送来一个布包,里面是攒的钱,有卡有现金。“爸,先用着。”他没多说。紧接着,老朋友朱时茂的汇款也到了,附言简单:“先用。赚了还我,赔了算我的。”
开机那天,没有仪式。陈佩斯带着全组人,对着排练厅里一尊旧关公像拜了拜,就算开始了。
拍摄是咬着牙推进的。黄渤那场六分钟的独角戏,唱念做打一气呵成,拍完他直接瘫坐在地,久久站不起来。陈佩斯递过水去,看见他接杯子的手,还在不自觉地微颤。
拍到中途,陈佩斯自己累倒在监视器旁。众人围上去,他醒过来第一句是:“刚才那条……能用吗?”在场的人都笑了,笑着笑着,眼圈有点红。
后期制作更是捉襟见肘。一场需要大雪纷飞的戏,特效做不起。几个年轻人捣鼓了好几天,最后发现,把面巾纸撕成极细的碎片,在风扇前抛洒,在镜头里竟呈现出意外的真实感。那种粗粝而质朴的“真”,反倒贴合了整部戏的气质。
戏拍完,陈佩斯没等上映,就去外地帮一个小剧团排戏了。票房过亿的消息,是助理举着手机跑来告诉他的。他当时正指导一个年轻武生走台步,听完点了点头,等把那孩子的动作纠正到位,转过身,才用手背快速蹭了下眼角。
那天晚上,他给黄渤回了电话。
两人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不是无话可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哪一句提起。
最后是黄渤打破了沉默:“陈老师,下次有戏,还得叫我。”
陈佩斯看着窗外,笑了:“片酬,可能还是给不起。”
“管饭就行。”电话那头,黄渤也笑了。
电话挂断,房间里安静下来。这部差点夭折的戏,兜兜转转,终究是成了。它成的不只是票房数字,更是在人人计算成本与回报的时代里,一群还算“傻”的人,把一句“戏比天大”,从电话里的忐忑邀请,变成了片场里滚烫的汗与泪,最终凝成了光影里,那份足以打动人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