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一份来自中央军委的指示传到贵州省委，又由省委第一书记苏振华当面传达给中共遵义地委书记李苏波：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提请贵州方面务必找到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的遗骸。
 
一口没有留下记号的黑漆棺材，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差点让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长眠无名之地。直到1957年夏天，彭德怀仍惦记着这位战友，特意请贵州方面寻找他的遗骸。
 
这条线索，彭德怀记了22年。他记得邓萍牺牲后，红三军团指战员在遵义城里买来一口黑漆棺材，第二天一早把遗体埋在城北山坡上，没立碑，也没做标记。
 
要找到这样一座坟，谈何容易？尤其战事过去多年，地貌和人事都有变化，最初能依靠的，只剩下当年亲历者的记忆。
 
时间回到1935年2月。红军一渡赤水后回师黔北，准备二渡赤水。娄山关是通往遵义的重要关口，能不能重新夺回主动权，关系到红军能否在黔北站稳脚跟。
 
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向娄山关发起进攻，26日完全控制关口，27日继续向遵义推进。当天傍晚，邓萍带着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团参谋长蓝国清，来到遵义老城北门外，隔着不到五十米观察守敌部署。
 
这个位置离城头太近，蓝国清担心暴露，劝邓萍转移。邓萍觉得这里便于观察，没有离开。后来，一名通信员从后方赶来报告情况，转身跑回去时被城头守敌发现，枪声随即响起。
 
一颗九响枪的子弹从邓萍前额打入，从后脑穿出。他倒在张爱萍怀里，血染红了对方的手臂。临终前，他还惦记着战斗安排，要求部队钳制城内敌人，等军团主力到达后当晚发起总攻，并提醒要赶在薛岳部增援前拿下遵义。
 
这番交代没能说完。张爱萍随后向彭德怀报告，邓萍牺牲在前线观察阵地，伤势严重，自己的手臂也被鲜血染红。
 
彭德怀连夜赶到遗体旁。那时，邓萍被安放在背风的洼地，一盏风雨灯挂在小树上，灯光昏黄。彭德怀揭开白布，擦去战友脸上的血迹和尘土，又让人给邓萍换一身新军装。
 
他随后下令拿下遵义。28日凌晨，红军攻下遵义老城，接着又在城南忠庄铺击溃驰援的中央军。历时五天的遵义战役中，红军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场胜仗。
 
邓萍没有看到这场胜利。战场上的匆忙安葬，也让他的遗骸一度失去确切下落。
 
1949年11月遵义解放后，当地开始寻找牺牲的红军将士。1953年，遵义在小龙山建起红军烈士公墓，把从战场遗址找到的77位烈士遗骸迁葬于此。当地群众把小龙山叫作红军山，可邓萍的遗骸仍然没有找到。
 
1957年，寻找工作有了新线索。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苏振华把彭德怀的指示转达给遵义地委书记李苏波，受命负责调查的，是遵义市民革主委、市政协副主席朱振民。
 
朱振民曾任国民党黔军第八师参谋长，也是当年战役的亲历者。他和工作人员走访七八天，最后在城北松子坎一家老榨油坊里找到老工人王华轩。
 
王华轩回忆，红军打回遵义后，他看见一具阵亡红军的遗体被抬到新街，第二天一早，又有人把棺木抬往松子坎，埋进罗徽五家的坟山。买棺材的人家也提供了相同方向的线索，还记得红军来买棺材时没有付钱，她没有收。
 
线索逐渐合拢。当地坟主罗徽五回乡后，曾挖开那座坟，看到里面埋着一名穿黑呢大衣的红军军官，没发现值钱物件，便把坟重新掩好。这样一来，寻找范围终于从一片山坡，缩小到一座无名坟。
 
可是，凭几段回忆就能确认身份吗？李苏波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请来曾在邓萍身边工作过的老红军孔宪权参与辨认。孔宪权当年担任红三军团侦察参谋和作战参谋，熟悉部队情况。
 
开棺后，众人看到遗体穿着短呢大衣，衣扣已经锈坏，头部被泥土和蚁穴遮住。清理后，额骨上有一个小孔，脑后还有两道裂缝，与张爱萍当年报告的弹道情况相符。
 
单靠伤口还不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石新安赶到遵义后，请来骨科医生，也找到了当年给红军带过路的农民蒋致才。石新安和邓萍早年相识，他回忆邓萍头发较长，后脑有一块核桃大小的旧疤，牙齿完整，衬衣袖扣是金属制品。
 
遗骸、衣物和亲历者记忆一项项对上，石新安最终确认，这就是邓萍。那一刻，他捧着战友的头骨，忍不住落泪。
 
1953年迁葬的77位烈士，说明遵义已经陆续找回不少无名战士；邓萍的发现，则让人看到另一种寻找的难处，战场遗骸不一定能靠墓碑定位，有时必须把现场记忆、遗物细节和身体特征放在一起核对。
 
为什么彭德怀隔了22年仍记得那口黑棺材？或许正因为当年埋葬匆忙，身边的人始终没有放下寻找。一个名字重新确认，既是对一位指挥员的交代，也是对那场战斗中牺牲者的追认。